目錄 1.祖國大地的沉思 2.中國人的美與醜 3.基本法與法治 4.建設一國兩制 5.中國憲法精華 6.公民的承擔 7.綠色與環保 8.中國文化的優點與缺點 9.人權、自由、民主 10.環球教育、放眼世界 11.中西文化的互補 12.天主教在中國的回顧 13.天主教與愛國關社 ***** ***** 祖國大地的沉思 一、引言:我們其實關心祖國 有人批評香港人沒有國家、民族觀念,這種觀察也許是對的,但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在我們心中,也許還潛藏著一些連我們自己也不太明白的愛國、愛民的情操和火種。 有一首小詩這樣說: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牢關鎖;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也許我們還未知道,我們原有一顆「明珠」,一顆熾熱的愛國、愛民之心。詩人聞一多在他的新詩《發現》中這樣寫:「嘔出一顆心來,你在我心裡。」這個平時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國家』,原來早已潛伏在我們心中! 當我們發現球王馬拉當拿服用禁藥時,我們感到惋惜;但當我們發現在打破世界紀錄的中國泳壇女將中,有人服用同樣的違禁藥物時,我們卻不單感到惋惜,還感到心痛,甚至憤怒。 我們憤怒,因為我們感到中國運動員的事就是「我們的」事,關係著「我們」國家的聲譽;而馬拉當拿,終究不過只是一位「球星」而已。 正因為我們關心祖國,所以我們在奧運中為中國的健兒歡呼,在華東水災時為祖國的同胞捐輸,在六四時為祖國的遭遇哭泣、祈禱,在知道祖國有甚麼成就時感到高興,心中亦不期然對祖國充滿希望。 但這個中國對我們不少人來說,是既遠且近,既是似曾相識,又似十分陌生。這一課,就讓我們從地理上近距離地看一看這個中國──這個屹立在地球上的、「我們的」中國! 二、中國的疆域 中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國家。它的大,是我們習慣生活在香港這個蕞爾小島的人所無法想像得到的。 飛機要飛越香港上空,只消幾分鐘便夠了。但假如你有機會從香港坐飛機到北京、新疆、或黑龍江的話,你可以在飛機上俯視地面許久、許久,仍是只看到無盡的山脈又山脈,平原又平原。從九龍到深圳的鐵路不過是短短的3.4公里,但從廣州到北京的鐵路卻是2313公里,到哈爾濱是3704公里,到滿州里更是4639公里!換句話說,你如坐火車到深圳,只需花半小時多一點便可以了,要到北京,卻要坐三十三小時的火車呢! 以面積來算,香港的面積是1078平方公里(0.1萬平方公里),台灣是3.59萬平方公里,而中國則是960萬平方公里。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67倍,是香港的九千倍! 中國是世界上面積第三大國,比俄羅斯及加拿大小,但比美國還略大一點,而與整國歐洲相當。 三、中國的地理環境對中國的基本影響 地理環境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及該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但究竟中國的疆域有何特色,能讓中國各民族在這一大舞台上長期地交往、互動,而致最後達成各族共和呢?我們得從下面的中國地理特點去理解: 1.自給自足,自成體系──中國四周三面陸地,一面臨海;北面多沙漠,西面從北至南有帕米爾高原和青藏高原把中國和西亞隔開,東面便是大海。這種形勢不但使中國傾向於閉關自守,也是造成中國文化獨立發展、自成體系的原因。 2.長治久安,王朝一統──在這塊大地上,山脈河流所構成的完整體系,實有利於長治久安,容易形成大一統的國家。 3.以農立國,不假外求──由黃河、長江流域所擴展而成的地域十分遼闊,加上自然條件好,容易發展農業而成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 4.溫柔敦厚,中庸平和──無論由南至北,還是自東及西,大部份中國疆域均處於亞熱帶和溫帶,氣候良好。再加上中國文化本身的潛移點化,遂形成中華民族中庸平和的民族性格。 中國近代的疆域是基於上述的特點,加上經濟、政治的變遷逐漸發展而形成。直至清初經略四方,便正式確定了近世中國的版圖。 四、中國地理的反思 愛中國,並不等於只注視中國的美麗和優點,而無視於她的缺點和不足。以下三節,我們將反思一下中國在地理上的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讓我們在欣賞中國的錦繡河山之餘,亦能有所醒覺和警惕。 1.南北差異 以黃河為中心所發展出來的農業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根源,黃河因此成了中國文化的發源地。 長江流域則與沿海相連,除了氣候宜於農作外,更有優良港口,特別利於貿易。隨著中華民族的不斷擴大及各族的融和,黃河流域的傳統經濟活動已不足應付大量的人口增長,尤其到了唐代,更配合不了這「盛唐」的恢宏氣象。明清以後,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經濟活動,配合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等經濟新興力量,使中國的單一農業經濟,發展成農商並重的形態。其結果是南方的經濟發展,財富累積,都遠遠超越北方。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近山,使人樸厚堅定;近水,使人靈活巧變。這大概是中國南北兩地發展條件不同,而帶來兩地民風不同的最好寫照。 2.東西差異 東方泛指沿海一帶(其實也包括南部沿海省份),屬平原或丘陵地帶,人口稠密,與外國的聯繫較密切。西方則是指中國內陸及偏遠地區,這些地區主要是山區,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對外接觸遠不及沿海省份。 中國東西兩部分的差距主要表現在經濟上。尤其自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東西方的差異性就更嚴重,沿海生活水平提高不少,但西方偏僻地區仍是貧窮落後。 我們不妨以廣東及廣西的工業生產概況為例。廣東的工業生產總值達九百六十多億元人民幣,但鄰近的廣西只有二百三十多億,更遑論一些偏遠的西方如青海、甘肅等省份。 或許我們再以一個例子從側面進一步說明。高等教育的學額可反映人力資源。據中國統計年鑑的計算,沿海地區擁有的高等教育人口達一百一十多萬,而西面地區不足東面的一半。近年在國內外積極推動的希望工程,主要便是針對西部地區。 東西地區及上述南北地區的經濟差異帶來很多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如貧富的差距,西部的開發,通貨膨脹對貧窮地方的特殊壓力等。在中國經濟起飛的時候,尤應及早注意這些問題。 3.城鄉差異 讓我們再以廣東為例,去說明這個問題。 廣東省一向極力發展「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所謂珠江三角洲,是以省會廣州為核心而加以擴展的經濟區域,其範圍包括中山、肇慶、惠州等衛星城市。這個地區只佔廣東省的23%面積,及31%人口,但卻佔了全省生產總值的70%,65%的外資及85%的大學生(人力資源)。 城鄉差距產生了很多問題,其中大家較易理解的是民工潮。不少鄉間青年走到城市謀生,造成城市的社會問題。同時民工對自己的前途不安,也容易產生對政府的不滿。 五、重看萬里長城 若你坐在太空船上,面對一片靜寂的星空,回望地球,在大地上你能用肉眼看到的唯一人工建築物,就是由中國人的血汗建成的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原是一項軍事建築,始建於春秋戰國,而完成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後。 不過今天我們所見的長城並非秦始皇的長城,而是明代的遺物。 長城不但是一座宏偉的建築物,更是中國的象徵。在它以北是被視為「蠻夷」的遊牧文化,以南是代表著中國的農業文明。不少人喜歡以長城象徵中國,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把我們的自豪感與長城連繫在一起。 長城雖然只是建築物,但也有人用另一隻眼睛,看到長城好像一道屏障,把中國文化與外界隔絕,形成中國文化的封閉和保守傾向! 中國古代的人還有很多故事寄託於長城,有可歌可泣的民間故事,如孟姜女哭崩長城;也有令人感到蒼茫、悲壯的邊塞詩。 六、再投黃河懷抱 黃河是中國第二大河,僅次於長江;但黃河所象徵的意義,卻不能單從其長度來衡量。 黃河象徵中國,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被視作中國文化源頭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便是在黃河流域被發掘的。其後的夏、商、周,直至唐朝,黃河流域都是中國的政治樞紐。 黃河也是不少中國人寄寓深情的地方。或許,有人會看見黃河的川流不息而感慨人生。如唐朝詩人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近代詩人光未然的黃河組詩(後來被冼星海譜成黃河大合唱),卻是壯烈激昂,下面是其中「保衛黃河」的節錄: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河西山岡萬丈高,河東河北高粱熟了。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端起了土槍洋槍,揮動著大刀長矛,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 我們不妨思想一下:人們目睹的是一條相同的黃河,然而大家筆下的作品卻是截然不同。是黃河改變了嗎?是黃河有不同的臉孔嗎? 一個畫家會欣賞一棵樹的美態,一位木材商會考慮這棵樹的木材質料及實用價值,一位農夫會說:「坐在這棵樹下,真涼快啊!」 長城,依然是那一條橫臥在中國北方的巨龍;黃河,依然是那一條浩瀚的長帶子。但它們在不同人的心中,會有不同的價值,因為他們不但看見了一個地理現象或景觀,他們還付出不同的感情。 七、地大物博或地大而物不博? 中國常被冠以「地大物博」的美譽,究竟它是怎樣的地大物博呢? 中國的「地大」是無可置疑的,是否「物博」,卻要稍為分析一下。以下是我們要考慮的一些因素。 1.人口——中國的面積和美國相若,但人口卻比美國幾乎多出五倍。換句話說,即使中國有美國一樣的資源和國力,中國人民生活的物質條件還是要比美國人差五倍。 2.耕地——中國耕地總面積僅次於俄羅斯、美國和印度,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耕地僅居世界第67位。近來中國耕地的地力下降,農民又亂佔耕地,加上森林被毀、草場退化,更造成了我國水土流失的嚴重問題。 3.沙漠化——近幾十年來,我國已有三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出現沙漠化現象,範圍比整個英國還要大(英國面積為24.4萬平方公里),而且沙漠化還在逐年擴大,速度大約是每年一千平方公里!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樓蘭便是被沙漠吞噬而消失的。 4.糧食——中國雖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穀物出產國,但仍需入口穀物才能自足,因為中國只擁有世界上的7%可耕土地,卻要養活世界上22%的人口。「誰來養活中國?」這個問題,是中國的當政者和老百姓都必須正視的。 5.人口佈局——中國不單是地理上「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人口也是重重地壓在東南部。如果從西南的雲南往東北的黑龍江劃一條直線,便可以發現94%的人口,集中在東南部46%的地方,而超過中國一半土地(54%)的西北,卻只住了中國6%的人口! 面對著以上種種問題,我們要抱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心,把國家民族事,當作自己分內事。只要今日的學生肯作充足的準備,他們就可成為國家明日的希望。 八、江山有情 大地是上天的恩賜,是天主給我們的禮物,我們必須珍惜、愛護。其實江山是有情的,我們人類的生命原本就與大自然「交織」在一起。如果我們待之以情,我們亦可以慢慢感受到,這個江山本身也會越來越有生命、越加可愛。 1.江山多嬌 中國有十分漂亮的河山,壯麗的自然景觀,多姿多釆的天然勝地。中國文化主張對物有情,所以中國也分外多田園詩人。 守拙歸田園的陶淵明,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王維,寫出大自然簫聲的莊子,「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李白,遊遍中國名山大川的徐霞客,以及許多隱居山林的逸士,不過只是中國無數大自然歌頌者的一部分。 中國的節日,如清明掃墓,重九登高,上元、中元(中秋)的賞月,七夕拜月,端午的龍舟競渡,以至藉過年帶出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的意念等等,都無不與大自然、與大地河山有關。有一副對聯這樣說: 玉帝行兵,雨箭風刀,雷鼓雲旗天作陣; 龍王夜宴,月燭星燈,山肴海酒地為盤。 可說是把一切的大自然『死物』,都賦上了生命。 以下的一副對聯,你不必都懂,但你仍然可以從中體味出,中國文人對這個多嬌的江山,寄予了多少的心思和情意: 滄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峽雲,洞庭月,彭蠡煙,瀟湘雨, 武彝峰,廬山瀑布:合宇宙奇觀,繪吾齋壁; 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牋,右軍帖,南華經, 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 其實,這一切有不少也是我們在香港可以找到的,只要我們用心靈的眼睛和耳朵去欣賞,我們也一樣可以體味到其中的奧妙和趣味。 2.小鎮風情 中國不只有長城、黃河,故宮、西湖,草原、山嶽,其實中國有更多的不見經傳的小城、小鄉、小鎮。 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這是中國地理上最尋常的景色,也是我們美好江山的一部分,也許是更大、更重要的一部分。 與顯赫相對的是平凡,與官場相對的是平民,比山林更有隱蔽力的是消失在某個小鎮的平民百姓的常態生活。 這裡有的是寧靜、悠閒,沒有人事喧嚷、滔滔名利、爾虞我詐。踏在小鎮的街道上,你會聽到自己的心跳,會更易「覺今是而昨非」。 如果有機會到大陸旅遊,不要放過這些「小鎮」的風光,在好生休息之餘,品嚐一下登臨縱目、月夜沈思、夢中輕笑的滋味。 3.廢墟的啟示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自然有無數的廢墟和殘舊破落的地方。我們不要拒絕這些「景觀」,它可以教給我們人生重要的一課。 廢墟是『歷史』在中國大地上留下的足印。沒有廢墟就沒有昨天,沒有昨天就沒有今天和明天。廢墟是一個古老而有生命力的民族的標記;歷史就是從過去的廢墟走向未來的廢墟;從建設的開始,就要想到它有一天要破落。 我們總是喜歡新生、創造和欣欣向榮,我們不能接受老去、破落和凋零。但如果創造就是從大地母親的懷抱中出來,廢墟不過是重回大地母親的懷抱。 只要歷史不斷,就會有衰老;接受衰老,把它交還給歷史,我們仍可再生。不能接受死亡的人,也很難面對真實的、會老去的生命;不懂得欣賞(或憑弔)廢墟的人,也不會真正明白文明和建設是什麼一回事。 看中國,要看新的,也要看舊的。長城不單有八達嶺完好的一段,還有更多殘破的部分;中國不單有特區的現代化高樓大廈,還有新疆的高昌、交河故城遺址。這是一個有連續五千年文明的偉大國家。讓我們帶著廢墟,走向現代;向歷史致以無限的敬意,然後懷著無比的信心,奔向未來。 九、大自然靈修 人不單有肉身生命、理性生命、道德生命,還有靈性生命。靈性生命讓我們能進入生命的深處,參透宇宙的祕密,使我們進入與人、與神、與萬物合一的境界。 基督徒除了把大自然當作是上主的恩賜外,更相信有一天,萬物都要和人類一起蒙受救贖。而人的任務,除了愛主、愛人之外,還要帶領萬物,光榮天主。所以我們必須重整我們和萬物的關係。 大地是上主創造的,它屬於上主而不是屬於人。人不過是大地的管家。人必須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共處,尤其要承認自己與大自然共存共榮、唇亡齒寒的關係。 因此中國並不屬於中國人,中國屬於創造她的上主,因此也屬於全人類。中國人要善用上主的恩典,致力去建設中國,為全人類的福祉去建設中國。當我們踏上中國這片土地時,我們要懷著「朝聖者」的心情,欣賞和珍惜上主的造化。 甘地習慣用一盆水洗臉。有一次,他一邊和尼赫魯談話,一邊洗臉。不知不覺間多用了一盆水。他難過得哭了起來。尼赫魯笑著說:「我們印度有三條大河流,河水多的是呢!」甘地卻回答說:「不錯,我們印度果真是有很充足的水,但屬於我的,只有一盆。」甘地真是一位朝聖者,他敬畏,他欣賞,他珍惜一切。 大自然靈修,是一種思想上的覺悟,也是一種感情,一種人生態度。我們用天主的眼睛去看萬物,用天主的心去愛他賜給我們的土地,尤其是我們中國的這片土地。對物有情,也就是對造物主的感謝和崇敬。 為了培養我們對大地、對大自然的感情,我們要注意下面幾點: 1.深信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2.無論是到國內旅遊,或是在香港遠足,都給自己一些欣賞大自然勝景的「時間」。是悠閒的,不是匆匆忙忙的。 3.學習在大自然中靜坐:全身放鬆,呼吸均勻而深長,摒除雜念。這時你可以長久地注視一件物件,或一個景觀;也可以閉上眼睛,用耳朵去細細聆聽週圍一切聲音,並感受到自己是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就象小孩子在母親的懷抱中一樣。 4.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更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祈禱。即隨著呼吸的節奏,吸氣時默念『上主』,呼氣時默念『感謝你』;不斷重複,直至進入深沈的祈禱境界。 *以上的靜坐方法,尤其是靜坐與祈禱結合的方法,你可以參考一些有關的書籍,或參考徐錦堯著的「正視人生的信仰」第142頁。 中國人的美與醜 前言 「人」無所謂善惡美醜,「中國人」也無所謂善惡美醜,要看一個個具體的人,或一個個具體的中國人而定。墨子有「墨悲絲染」的感嘆,是因為他看到「人」本來只是好像無色的絲,受到環境的影響,才出現了「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的不同顏色。 今天,在談中國人的美與醜時,我們也必須從我們中國人生存的環境著手。對於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來說,我們更不能不從歷史上來進行反省、回顧。因為我們的性格、思想和行為模式,確實到受環境和文化很大的影響。 儒家文化與農業文化 中國的政治思想到秦漢時期才趨於大一統。漢武帝以後,定於一尊的儒家思想更統治了中國思想領域近兩千年。究竟儒家思想代表的是甚麼傳統呢? 簡單來說,儒家主要的思想是以「仁」為中心的道德規範。在政治上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從屬和等級關係;在社會生活上則以「五倫」為中心,建立特殊的人際關係網絡,強調對社會道德規範的遵守,以達致社會的和諧。 儒家不單主張人際間的從屬關係,還在這關係上賦上道德的意義,使人從心裡肯定人倫和秩序的重要性、道德性,甚至神聖性(所以絕不可改變),由此而形成了一個具有強大朿縛力的權威系統,這個權威系統一直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及家族中發生維持傳統和穩定社會結構的功能。 除了儒家思想影響外,農業文化亦是構成中國人性格的另一因素。大一統的政權導致了大規模人口的出現,間接增加了對糧食的需求。於是如何提高糧食生產,便要依靠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去面對,而家庭的中心人物,毫無疑問地便是父親及祖父輩的人物。 重視儒家文化與農業經濟的生產模式,使中國人被教導及習慣養成某些特殊的性格。以下我們將會就這些性格作進一步的討論。 人情與禮 在酒樓飯館,你不難看到人們搶著付鈔的情景。你有沒有想過這種事在西方很少發生? 中國人重人情,在日常生活中表露無遺。親人欠債向你借錢,不借便過意不去;托你辦事,辦不到或不想辦,也只有託辭不好辦、不易辦,而不會直接說出你自己的難處。這不就表示我們重人情而不想破壞彼此的關係嗎? 不過,人情也有令人吃不消的時候。尤其當「人情緊過債」時,顧得「做人情」,就要影響生計,人情這時便成了負累。 重人情的本意是珍惜人際關係,把「人」看得比金錢、財物更重要,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美德。但如果我們太重人情,而忽略它原來的精神,便會造成形式主義、被面子拖累。 該怎樣看待我們中國人重人情的民族特色呢? 甲、人情味是可貴的,用得適當還能彰顯人性的美善:一個法官容許年老的犯人在喝完「新抱茶」(媳婦獻的茶)之後才入獄,多麼溫馨的場面! 乙、禮的本意在推己及人,建立和諧社會;除非是過了頭,沒有內涵,才會失去意義。例如親友結婚,找到終身伴侶,是人生美事;他邀請我出席是要為他作見證人,分享他的喜樂。有了這種「心」,一切的禮節便都有了靈魂,亦可藉此培養自己愛人的情操。 但我們也要減少重人情的負面影響: 一、 懂得把人情冷凍 譬如無錢送禮,則不該典當、捱餓仍去勉強籌錢送禮,可坦白告訴對方自己的困境。 二、 將人情中性化 例如辦事要公私分明;經常一起吃飯的朋友,不妨採用「AA」制(各自付賬),大家吃來舒服。 三、知道避嫌 我們有時不免要陷入人情漩渦,所以要懂得在適當時置身事外,免傷人情。例如營商不在家鄉,就可避免同鄉向你作特殊化的要求,也不會傷害到商業的道德和原則。 總之,重人情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優良傳統,只要用得適當,絕對應該保存和加以發揚。吳森先生曾說:「愈研究西方文化,愈發現中國文化的可愛.....中國文化的『情』是人類精神病的良藥。」你同意嗎? 人情與法 有一齣叫「天國逆子」的電影,描述一個兒子懷疑他母親殺害他的親生父親,一直耿耿於懷。為了討回公道,他成長後決定「大義滅親」,向公安提出起訴,結果查明屬實,他的母親被判死刑。這事公開後,引起了社會極大的回響??豈有兒子告發母親之理! 若你是那個兒子,你會否採取同一行動?人情和法理可以並存嗎?大致說來,這個兒子對他的母親可以有四種回應: 一、告發她,並斷絕母子關係; 二、告發她,但仍保持母子關係; 三、不告發她,但傷心之餘,和母親恩斷義絕; 四、不告發她,而且寬恕她。 在上述四個辦法以外,孟子提過一個另類的解決辦法。有人問他:舜為天子,父親殺了人;這個做兒子又是天子的舜,該當怎麼辦?為了盡孝就要犧牲國法嗎?為了執法就不能盡孝嗎? 孟子認為舜可以背起父親,逃到沒有人的「北海之濱」,過隱居的生活。那時再不必以皇帝的身份去判父親的刑,也使社會上不再存有一個危害公眾的人物。至於別人能否抓到他的父親繩之於法,就要看未來新執法者的本領了。 傳統中國社會受儒家思想影響,法律精神不在於一視同仁的公平原則,而在於維護倫理秩序,使家、國都能趨於和諧。在這樣的法律精神影響下,中國人對法治的看法與西方的法治精神自然並不一樣。 中國人的這種「法律精神」自然也有他積極和消極的一面。 (一) 中國人重視道德操守 中國傳統法律重視忠、孝等內容,過於對個人權益的保護。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們今天是活在一種追求成就(尤其是個人成就)的社會風氣下,這使我們容易傾向於自我中心,甚至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或只以成果為量度人的工具。中國人重視道德操 守,實在值得我們再次提倡。 (二) 中國人的法律精神和重情性格 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們生活於一個互相熟悉的世界中。在這樣的氣氛下,中國人重情,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及鄰舍之間的守望相助。他們不輕易提出訴訟,而多用感化、曉以大義等來處理衝突和爭執。對簿公堂不單傷感情,也會使雙方從此種下解不開的仇怨。 重情實在是一件美德。五十年代的香港,難民從中國各地湧入。他們離鄉別井,舉目無親,主要是靠鄉里的照應。甚麼動力使他們願意做這些無利可圖的事?就是那分情。 家人、親戚間的借貸,有時明知難於追討,更談不上有可觀的利息,靠的也是那分情。 不過隨著社會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複雜了,重情的美德有時也會轉化為一種醜陋的性格。走後門、殉私枉法、裙帶關係、結黨營私,甚至有人說:「法律不外人情」……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中國人社會中的通病! 如何面對法和情之間的張力呢?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對自己要求多些用情,對社會則要求多些用法。情用來減低法的冷酷,法用來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和公平。這也許亦是東西文化的一個好結合吧? 家庭制度與重視權威 重農的經濟模式及講求人倫與尊卑的社會形態,是中國傳統的特色;這種特色在中國的家庭制度中十分突出。 父母在家庭中扮演的是領導及權威角色,而按傳統習慣,特別在古時三綱五常及三從四德的薰陶下(註一) ,父親更成了家庭的唯一權力中心。他維持家庭生計,控制家庭財產,甚至操縱兒女的婚姻。 中國家庭強調的是孝。孝是中國人的最大美德之一,對國家要忠,在家庭要孝,能做到忠孝兩全,可算是中國人道德生命的極致。但「孝」往往要和「順」連在一起,變成所謂「孝順」,使子女們對父母、對權威都要「順服」。這在中國人的社會中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就是當面對權威時,一般人往往或者是屈從,或者是叛逆,總難以平等、說理的態度去面對權威。 家長制的家庭生活模式,亦替農業經濟提供經驗傳承及技術指導的作用。在一個社會情況極少變化的社會中(從前的中國農業社會是鄉土社會,也是一個少變化的社會),發生在祖父輩身上的事,往往也會發生在子孫輩的身上,因此經驗便是解決日常生活的重要指引。越久遠的經驗,假如能證明行之有效,便越應尊重和保存。中國諺語所說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其中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究竟家長制對中國人的性格有什麼影響?下面是一些初步的分析: 中國人的性格特點首先是服從權威。服從的對象在家是父母,在外是長輩和上司,所謂長幼之序其實就是父子關係的擴大;再擴而充之就是忠君愛國,連地方官吏也可被稱為「父母官」。 中國人性格的另一特點就是各守本份。生活在家中、在社會中,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別人的關係也有清楚的界定。在此關係網絡中,個人不必也不能隨便表現他的自我,形成中國人的保守和不喜歡變遷的特質,不鼓勵個人主義註(二) ,也沒有自己的個性。事實上,我們的父母直到今天還是喜歡替自己的孩子預備一切、負責一切。就以替孩子買衣服為例,多數父母都會選他們認為最漂亮的衣服給孩子,而不訓練孩子培養自己的品味,作出自己的選擇。 在這種文化環境的薰陶下,中國人的「恥感」取向亦十分明顯。除了我們的父母外,其他的長者都會喜歡教導後輩們如何立身處世。而施教者亦會說出一些要孩子們符合他人期望的話。例如,我們經常會聽到人們用以下的口吻教導小孩:「不要弄髒衣服,不然會使『媽媽』生氣。」「不可隨便丟垃圾,否則『別人』會說我們沒有教養。」這種教訓強調的不是事件本身的是非對錯,而是『其他人』怎樣看。如果媽媽不生氣,難道就可以弄髒衣服嗎?如果別人看不見,難道就可以亂丟垃圾嗎?凡此種種均表現出是一種「恥感」的取向,這種道德的主要基礎是他人、是社會、是神、是權威,這是一種「他律倫理」:我的行為取向要由別人去決定。 權威之外 其實中國文化並非一面倒的傾向權威,人倫、倫常秩序也不全是單向的。當古人說「五倫」,或其中之一的「父子有親」時,本來是說雙方都有各自的本分,對雙方都有要求,不單要求子女孝順,或下級服從而已。 子女對父母的順從也不應是盲從的。有一次,曾子問孔子,順從父親的命令是否就等於孝。孔子說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可惜這句話後來引用的人不多。這句話就是:「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孝經:諫諍章)純粹的順從、聽命,本身並不等於孝,大戴禮記稱這種精神做「以正致諫」,因為能用正道去諫諍父母,才可以使父母不致陷於不義,而這種兒子就叫做「爭子」,爭子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地地道道的孝子。(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 中國人是醜?是美? 讓我們再重覆本單元開始的主張:「人」無所謂美醜,「中國人」也無所謂美醜。我們都有醜的部分,也有美的部分。如何取長補短,才是關鍵的所在。 中國人對家庭的重視,對過去和傳統的尊重,是使我們的文化能夠傳承不斷的重要原因。對社會規範與禮教的重視,也使青年人容易融入社會,間接對社會的穩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國人的孝親敬老、愛國愛民、尊師重道,其實都是美德;中國人的濃厚家庭觀念,對鄉土的依戀,對族人的維護,追求光宗耀祖的心態,本來都是良好的精神。問題只是在發展上可能出現偏差。這種偏差導致了中國人失去自我和獨立自主的個性,甚至削弱了我們的思考力。很不幸的是,這種偏差在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中,是一種「致命性」的偏差,使我們無論在民主或科學的進程上,都受到了嚴重的障礙。 小結 我們應當怎樣面對我們自己民族的美與醜呢?下面兩點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一、認同 我們可以抱著消極或逃避的態度來面對我們自己民族的美與醜。然而,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民族的性格確實滲透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部分,包括我們的思想、價值觀念,甚至行為模式。逃避不但自欺欺人,而且會使我們變得好像人格分裂,在不願接受自己與不能擺脫自己中無奈地過活。所以,我們應採取積極的認同態度,承認我們背負著民族的擔子。 二、批判繼承 其實所謂美與醜不過只是一個錢幣的兩面,當我們發揮得好,這便是優點;當我們謹慎運用,負面的影響亦可以減少。所以,我們必須經過思考和批判,才可以繼承傳統。承先啟後的最基本意義是繼承良好的傳統因素,並使之發揚光大;放棄不好的、過時的傳統因素,不讓它繼續影響我們。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和個人主義的抬頭,我們追求的不單只是和諧的人際關係,還有成就,尤其是個人的自我發展。傳統的生活態度不可能完全實行於現代化的社會中,但現代化的一切亦未必是完美無瘕的;我們千萬不能盲目地以為,凡是現代化的,就是好東西。一味歌頌古代而說今日世風日下的人,是患了「戀古狂」;說古人全無是處,而硬要把祖宗的一切丟到茅廁的人,是患了文化上的「失憶症」。如何使中國的傳統美德和現代生活結合呢?這是我們每一個現代的中國人都要反省和實踐的問題。唯有這樣,中國人才能變得更加美。 愛之深、責之切 在反思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民族性的時候,不少人提出過很不客氣的指責,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例子: 一、朱熹:「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 許多人不斷在講孔子,在高談闊論仁義道德。但許多時候,我們在這些人身上,連道德的影子都看不到,更遑論把孔子的「道」實踐出來了! 二、李贄:「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 李贄,這位回族的思想家,他的觀察力可謂十分獨到。他見到有些人說自己的品格如同山人隱士般的清高(不慕名利),但其實他的心卻一直都在盤算著如何賺錢,跟唯利是圖的商人無異。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人,他的心卻在圖謀著如何去鑿穿人家的牆壁,偷人家的東西。 三、醜陋的中國人? 現代作家柏楊於一九八四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作了一個題為「醜陋的中國人」的演說,挑起了很大的爭論,下面是他的一些較尖銳的批評: 中國人「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還有窩裡鬥。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 「因為中國人不斷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 中國人在「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很難有平等觀念……不曉得什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註三) 四、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見到社會上不合理的事情,大多數的中國人會明哲保身,不加理會;於是不合理的事情就會繼續下去,愈演愈烈。於是人民公僕竟然成了官老爺,插隊的安心繼續插隊,污染環境的繼續毫無顧忌的污染環境。女作家龍應台很憤怒的問:「為什麼中國人不會生氣?不會抗議?為什麼會生氣的人那麼少?」她認為,如果抗議的人越多,投訴的電話越多,投訴的信件越多,一有人插隊就立刻有人指責……中國人的社會就會更文明了。「我只想做一個文明人,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罷了。你說,我的要求過分嗎?」她無奈地問。(註四) 反省、回應、聖經 看到上面的引述,有些人會覺得不舒服,因為有些話幾乎就是指責,而且含有對中國人侮辱的味道。但我們不怕指責,因為所有的指責,無論是善意的或惡意的,都可以成為我們淨化自己的動力。因為我們相信下列的「真理」和原則: ?聖經上說:「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也不在我們內。」(若望一書1:8)真的,世界上沒有人是完全清白或無辜的。上面的「指責」也適合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文化,最多是程度不同而已。天主教會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便醒覺到自己是「罪人的教會」,因此要不斷的「自我淨化」,要努力「邁向真理」。換句話說,要不繼的自我更新。(註四) 其實,「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大學)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 ?我們相信「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中國人津津樂道的例子是:「舜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所以,我們對任何的指責或勸勉,都會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絕 不會文過飾非。 ?如果我們能用這種態度去面對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們中國人一定會越來越可 愛,越來越美麗。 基本法與法治 我們一向聽人說,中國是一個沒有法治,只重人治的國家。所以香港將來也不會有法治。沒有法治,那麼民主、人權和自由也就沒有保障。 我們又一向聽人說,在殖民地的時代,即使香港沒有民主,但因為英國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所以香港便有人權、自由,因為英國可以保障我們的人權和自由。 於是我們一直都甘於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去享受我們的人權和自由。那時沒有人,或很少人要為香港爭取民主。 面對九七回歸,許多人相信,如果我們不能在回歸「之前」爭取到全面的民主和法治,便沒有人可以保障我們今日所擁有的人權和自由。 在這種對中國政權不信任、對香港前途沒有把握的心理障礙下,香港人是很難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的,而且這種疑慮很可能會產生一種「自我促成」作用(Self-fulfilling prophesy),即由於不相信將來會有民主和法治,而導致將來真的沒有民主和法治。 事實是不是這樣?就讓我們冷靜地分析一下客觀的情況。 中國會信守承諾嗎? 中國會不會堅持信守中英聯合聲明?她是不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國家?這是香港人對未來是否有信心的最重要關鍵。而我們相信中國有堅守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港人治港的客觀理由。 1.中國對現代化有強烈的渴望—自1979年起,中國已無數次表達過要追回文革時所浪費的時間,中國曾因此比世界其它先進國家落後了許多年。它再付不起保守、閉關的代價。它必須快速現代化。 2.中國需要世界—如果中國要現代化,它便需要先進國家的科技、資金和管理技術,也需要世界的市場。只有開放的中國,才能進入開放的世界。 3.中國需要香港—如果中國需要世界,便需要香港,因為香港正是中國對外的窗口,是中國和世界之間的通道。中國保護香港,不必理解為中國對香港有什麼厚愛,而是真真實實的互助互利。鄧小平說:「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鄧小平論香港問題》p.29) 4.中國踏上不歸路—由四九至七九,中國一直在摸索如何走上富強之路,中間更經歷過不少的失誤,尤其是文革的折騰。自1979年開放至今(96)的十七年,已被證明是中國過去二百年來最好的十七年;而在這十七年中,中國又是一年比一年的開放。雖然它是每隔一段時間又會停一停,但誰也可以看出,這是中國在快速前進時必要的小心奕奕,而不是要走回頭路。中國總是前進的時候比後退的時候多。它過去十七年的大變化,有目共睹,要真正全面走回頭路已是不可能的事,人民也不會響應。 5.選擇和平方法—香港保持繁榮安定,是中國的最大願望。在《鄧小平論香港問題》中,他就認為如要實事求是地解決香港問題,就「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他認為如果用非和平方式,就做不到中、英、港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的局面,使香港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不是中國所希望的香港。所以中國選擇了和平的方式,並主動提出「一國兩制」。鄧小平在文中說:「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仝上p.28)。當中國考慮到香港其實也是一個「示範單位」,香港的成功可以使台灣對中國的和平統一更具信心時,中國又怎會不全力使香港的「一國兩制」獲得成功呢! 6.認真的談判—正是基於中國的這個決策,中國決定和英國展開了漫長而艱苦的談判。在談判中,我們有時見到中國寸步不讓,這正好說明中國態度的認真。因為中國不可以在答應後隨即賴賬。如果中國有心不守諾言,它大可信口答應所有的條件,九七後再推倒重來,反正小小的香港,要抗議也無濟於事,而英國卻已「光榮撤退」了﹗ 7.中國本身的土壤—如果中國本身沒有良好的土壤,香港要怎麼也好不到那裡。但中國在變、在大變,在一天天的好起來,這就保證了香港以後的發展。中國的變是有堅固基礎的:中產階級悄悄的興起、大量的留學生、中國與全世界大量的來往和貿易、資訊在中國的流通、中國本身的工商業和世界各地結構性的聯系……這一切都決定了中國本身必要朝著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方向邁進;無論怎麼慢,也會朝著這個方向邁進。 正因如此,我們相信中國對法治和法制的建立是認真的。在1982年中國新憲法通過時,人民日報的社論就這樣說:「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關係到政治安定、經濟繁榮、人民幸福和國運昌盛。應當承認,在我們國家,法制觀念是比較薄弱的。十年內亂從反面給我們上了一堂應該說是終身難忘的法制課。不講法制、有法不依、無法無天,只有利於壞人,而不利於人民。這個沉痛的教訓,是我們要永遠記取的。」 中國的進步,有時未必能令我們滿意,但它確是在努力。當中國自己亦在邁向民主、法治時,這就是我們香港的最佳保障。 中英聯合聲明有約束力嗎? 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國際協議文件,這種協議在法律上是有約束性的。當時的英國外相賀維指出,這法律就是指的「國際法」。 當然,今日國際間並沒有行使強制性力量的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任何國家都無需在國際法庭前受審判和裁決,除非這個國家自願這樣做。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守法並不是因為怕受罰,而是因為覺得守法是好的、有利的。一個國家對於國際法也是這樣。它相信遵守國際法對自己、對建設一個和平的世界,都是有利的。尤其在今日這個「地球村」裡,做一個守法的國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國際信譽,使自己能被公認為可信可靠,知法守法的國家。這對自己的國際形象無論如何都是有利的。要不然,它今後就很難和別的國家交往。 聯合聲明第七條這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同意,上述各項聲明和本聯合聲明的附件均將付諸實施。」「付諸實施」四字,不單說出了雙方的共識,還說明了如何把共識付諸實踐。基本法就是中國對聯合聲明承諾的產物。 既然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包括英國在內,都同意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那麼中國大可在1984年就簡單地宣佈要於1997年收回香港,而不必再花時間去簽什麼國際協約,或對香港作出什麼承諾。 但中國政府自願和英國談出個聯合聲明來,也自願承諾受這個聲明約束,這種誠意、決心、和容忍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為確保中英聯合聲明和據此而制定的基本法有實施的機會,故意引進不少「外國因素」,例如: 1. 將來政府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9); 2. 將來法院可以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84); 3. 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92); 4. 終審法院可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82); 5. 外來的律師可在特別行政區任職(#94); 6 . 各類院校可以繼續從外國招聘教職員(#137)。 以上各點的明文處理,是要把理想變為法律,而中國政府是自願受到以上法律的約束,使中國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不會堅持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或排外主義。這對香港繼續成為世界大都會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都承認,香港的未來有太多的不明朗因素,在我們眼前的那些承諾又不知能否落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承諾似乎還未能滿足我們的要求。例如直選的時間和人數、終審法院的外籍法官比例、人權法和基本法之間如何協調等。不少人更希望,基本法中的灰色地帶要及早得到澄清,空白地方要得到填補。這一切都是使香港人未能安心的地方。 但我們千萬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基本法所開出來的大方向,是我們香港人從來都未曾有過的,中國政府亦從未曾對國內任何地方作過這樣的承諾。香港所獲得的自治程度,有些地方甚至比美國的一個州還要大(見初中部分)。這是樹林、是大方向。我們尚欠的只是樹木,是在這個大方向下我們所不滿意的一些地方。但這完全是可以補救的。我們需要的只是多一些信心、耐心、參與和爭取。 基本法與法治 在談基本法與法治前,讓我們先談談法治的概念。 1.法治的最基本元素是社會治安,使人民生命財產得到保障;這種保障主要由警察提供。在這個角度下,只要我們能安心上學、上班、睡覺、旅遊……我們已有了不錯的法治。 2.法治不單指「治之以法」,還指被法律所治。這是指任何人,無論是平民或政府,個人或團體,所作的任何事,都要有法律的依據。 3.應該有明確的規則,去管制權力的行使,尤其是政府的權力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以防止權力的濫用。 4.司法獨立原則:這是法治最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司法部門可以決定政府的行為是否合法;而政府必須尊重和服從法律及法院的判決。 5.法律前人人平等,不因種族、宗教、信仰等原因,而遭歧視;而且所有公民都同樣享有獲得律師服務的權利。 6.在法治社會中,政府向人民負責,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如言論、宗教等自由。 7.最後,一個法治社會應創立和維護一套原則、程序、和機構,以保障每個人的權益,防止任何人受到政府或其他人的侵犯,使人人能過著一個合乎人性尊嚴的生活。(以上參考陳宏毅《淺談法治的概念》) 以上七點,基本法都有明文的規定。第一點的治安,就是基本法序言所說的「繁榮和穩定」。基本法的出現,就是要將來的政府可以按第二點所說的「依法行事」。事實上,「依法」這兩個字可說是基本法中出現最多的字眼。例如基本法第48條中有關行政長官的職權,就有許多規範性的原則;而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門,也各有各的職權,各有各的規範(見#59-#96)。 司法獨立是基本法十分強調的一個因素,基本法第73條規定了立法會「彈劾」行政長官的辦法,換句話說,香港的最高首長也是可以被「炒魷」的! 至於法律前人人平等,人權,公平程序三項,基本法也有清楚的規定,#24-#42就是講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包括:法律前人人平等,選舉權和被選權,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移民、宗教、傳教的自由……。這裡說的自由事實上也就是權利,例如宗教自由就是信仰宗教的權利。 此外,基本法第39條還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這三條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的一部分,納入基本法中,有待將來「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三權分立與制衡原則 1.現代民主社會講究制衡,互相牽制,達到平衡。中央與地方,私人與官方,以至上、下議院的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這些都是互相制衡的例子。 2.制衡是為了防止權力的腐化。西諺說「權力導致腐朽,絕對的權力則導致絕對的腐朽」,所以要限制權力的集中和膨脹。制衡也是為了自由,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自由就是把權力分割開來」(Liberty is power cut into pieces)。 權力過分集中,行政效率自然十分好,但個人的、民間的主動性就會相對的降低,他們的自由也會受到限制。 3.中國人相信「內聖外王」,相信人人可為堯舜。我們追求「聖王」去統治我們,希望有包青天式的官吏來保護我們。因為「內聖」就可「外王」,亦只有內聖的人才可作王。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理論剛剛和我們「內聖外王」的說法相反,他們相信人人都是罪人,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無論他多麼努力,多麼有誠意,多麼為國為民,只要他是人,包括堯、舜、周公、孔子、蘇格拉底、文天祥、貝多芬、孫中山、甘地、林肯、天主教的教宗……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既然如此,人便要受到監督;而由人所組成的政府也要受到監督。 4.基本法裡有很多有關制衡的機制,其中的三權分立最為重要。行政、立法、司法三者,既互相肯定,又互相牽制。下表就是基本法中三權分立的對照: | 行政 | 立法 | 司法 | 行政 | | 行政長官: 1.立法會通過的法 案,須由行政長官簽署及頒佈方 能生效 2.有權解散立法會 行政會議:在立法會提交法案 前對法案詳細考核. 政府執行立法會通過的法律. | 1.行政長官可委 任或罷免各級 法院法官 2.行政長官可赦 免或減輕罪犯 的刑罰. | 立法 | 1.可彈劾行政長官2.審核和通過行政機關提交的 財政預算3.聽取及辯論政府政策 4.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 5.依法提出法律草案. | | 同意法官的任免. | 司法 | 1.各法院可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2.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 | | . 5.從上表看來,將來特區的立法會和司法機關,都絕不會是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而是有真實權力,可以制衡政府行政機關。當然,健全的機制保證也是重要的。例如:如果立法會的人全由行政長官任命,那麼立法會制衡行政和司法的可能性就會減少。所以香港將來必須穩步邁向全面的民主(例如全面的直選),以使三權分立得到落實。 6.在制衡方面,很有趣的是,香港本身也要受到中國的制衡,而中國本身亦自願約束其對香港的影響力,她本身更自願受到國際法(中英聯合聲明)的制衡,將自己放到國際的舞台上,讓全世界去監視。因此香港的未來並不可以隨便被任何一個單一的勢力所壟斷,而是多種勢力和思想的同時存在,並在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下,百花齊放,互相競爭,互相制衡,共同塑造香港的未來。在這個角度下,所有人和所有團體的參與,便變成十分的重要。如果我們不參與,香港也一樣會被塑造,不過已缺少了我們的印記,亦將更不能符合我們的期望。 7.其實香港未來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有無制衡的問題,而是在多種制衡下,在各種私有利益、私人權利的互相競爭和衝突中,特區政府如何可以有效地管治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中外智慧 1.人民的福利是根本的法律。(西塞羅) 2.任何憲法的第一項任務,應該是保護社會的和個人的自由,使其不受政府本身的侵害。(法‧羅伯斯比爾) 3.法院並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辦事;政府也以同樣方式受憲法的約束。(美‧潘恩) 4.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呂氏春秋) 5.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指先王的法制)者。(宋‧曾鞏) 換句話說,沒有法律不行,一成不變的法律也不行。呂氏春秋的作者和曾鞏都同樣主張,法律應該隨著社會新形勢的發展而修訂。 6.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管子) 聖明的君主憑藉法律而不是憑藉個人的小聰明來治理國家,依靠公正而不是根據私利來處理事情。 7.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 法律不應因為犯法的人地位高貴而加以歪曲,就像墨繩不彎曲來遷就不端正的材料。懲罰有罪的人不迴避高官貴族,獎勵好人好事也不漏掉一般的民眾。 8.與其殺不辜,寧失於有罪。(賈誼) 與其冤枉處死無罪的人,寧可錯誤放掉一個可能有罪而不該釋放的人。這是中國古代的「無罪推斷」主張。 教會與聖經 教會憑其職責和管轄範圍,決不能與政府混為一談,亦不與任何政治體系紏纏在一起……教會忠實遵從福音原則而履行其使命於此世,助長並提高人類社會中所有的真善美,並為天主的光榮而加強人世間的和平。(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6) 索多瑪的統治者,請聽上主的話:「不要再奉獻無謂的祭品!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從我眼前革除你們的惡行,停止作孽,學習行善,尋求正義,責斥壓迫人的人,為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依1:10,13,16-17) 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看不見的天主。(若一4:19-21)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瑪5:17) 教會和聖經的教訓都是清楚的,信仰和生活要連在一起。即是說,要愛主就要愛人,要愛人就要愛主;而要愛人就要愛社會,關心、參與社會事,並以福音中的正義、仁愛、和平,或者人人所追求的真善美為參與社會的基礎與準繩。 耶穌反對法律主義,但不主張廢除法律,反而要成全法律,讓法律原來的精神能障顯出來,以作社會的根基。我們也該這樣看基本法。 建設一國兩制 所謂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一個國家是指中國,兩種制度是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的概念原本是針對台灣而提出的,希望以和平的方法統一海峽兩岸。中、英兩國開展香港前途談判後,鄧小平才把這個概念應用在香港問題上。 歷史重溫 要了解一國兩制的提出,就要先了解香港問題的由來。 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於1842年結束後,英國根據其後所訂的三條不平等條約,從滿清手中取得香港的統治權,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已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但因忙於應付戰後種種政治危機,香港的身份問題未有解決。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本不承認滿清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亦一直沒有正式處理香港問題。 香港的前途問題反而是先由英國提出,並以上述的三條不平等條約為其佔領香港的依據。在談判初期,英國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遭中國拒絕。 另一方面,香港畢竟被英國統治了百多年,期間中國大陸與香港所走過的路截然不同,因而大家的意識形態、生活習慣及經濟水平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中國政府必須面對這個現況。 一九八二年,中英兩國開展了有關香港前途談判。中國提出以一國兩制的方法解決香港問題,並在《八二憲法》加設第三十一條,提出「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其後經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及九零年《基本法》的通過,確立了一國兩制大原則及施行方法。 何謂一國 「一國」主要是指主權。無論香港人如何自主,都不可能擺脫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為了體現香港屬於中國,《基本法》有以下規定: 1.香港的國防事務由中央負責,中央會在香港派駐解放軍; 2.香港的外交事務由中央負責,中央在香港設立處理外交的機關; 3.香港的行政長官及行政機關要員由中央任命; 4.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中央擁有解釋權。 要體驗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除了《基本法》的規條外,香港人還有很多工作要配合,例如要修訂教科書的內容,推行普通話教學,推行國民意識的培育等。本課程的「香港情、中國心」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何謂兩制 兩制是指中國與香港均維持現有制度,即中國施行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施行資本主義制度。這不但是指香港可保留原有的經濟模式,也包括了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在《基本法》的規定中,有關自由經濟制度的 有: 1.香港人獲享擁有、承繼及轉讓財產的自由; 2.香港人享有開放的外匯及金融投資的自由; 3.港幣可以自由流通及兌換; 4.特區可制訂適當政策來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基本法》的規定中,有關生活方式自主的 有: 1.香港人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2.香港人享有言論、新聞、結社等自由; 3.香港人享有移民外地的自由; 4.香港人享有學術研究及進行各種文化活動 的自由……。 在《基本法》的規定中,有關高度自治權的有: 1.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訂立適合本地的法 律; 2.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與終審權; 3.財政自主,而且可以使用特別行政區法定貨 幣; 4.香港可以運用「中國香港」的身份參與國際 活動……。 香港擁有自由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及高度自治,使香港人能夠回歸中國後,既可以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公民,而不再作英國的「二等公民」,又可以享受香港人過往百多年努力創造出來的生活空間。這是香港人在政治轉易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獲。 探索中的爭拗 一國兩制的構思看來簡單,但執行起來卻常引起不同政見者的爭拗,原因有許多方面: 一、是香港人對中國現有政治文化的不了解,例如籌委會必須由秘書處對外發佈資料。這使一些香港人感到驚訝,因為在香港人的理解中,秘書不過是一個助手;但在中國,秘書是有實權的(連江澤民也是一位書記!) 二、是香港人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引致對中國政策的不同反應。例如對成立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的爭拗,有些人完全否定它,有些人有條件地接受它,有些人完全接受它。又例如有關反政府言論的新聞報導,有些人認為要自我約制,有些人認為這牽涉新聞自由。總之,不同政治理念,可以導致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及實行細則,有極不同的理解。 三、是對「一國兩制」的重點有不同的偏重。香港人喜歡著眼於『兩制』,強調香港與大陸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同。但中國則著眼於『一國』,強調有了一國才會有兩制。一國是政治性的,故此中國不能放棄權力:只有在這權力之下,經濟方面才可以有兩制。 一國兩制畢竟是一個新嘗試,因此中國政府與香港人都在摸索。或許更重要的是在爭議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怎樣多聽取香港人的意見,香港人怎樣多了解中國政府的觀點與角度。 個人態度的反思 至於個人又怎樣面對一國兩制的挑戰呢?總括來說,我們可以持四種不同的態度: 第一,是消極。你可以不相信一國兩制的可行性。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並存的,就好像一列擁有兩個火車頭的火車,向著反方向行駛,結果火車不能再前行了。如果是這樣,你就只能無奈地面對九七及以後的日子。 第二,是不理不睬。香港人有兩種習慣,一種是政治冷感,對一切與自己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事不聞不問;一種是不理會「根」的問題,對自己身處於殖民統治並不感到惋惜,對中國人身份的有無更是無動於衷。結果,香港的前途發展一日千里,而這些人卻遠遠落後於香港發展的大勢。 第三,是積極。你相信一國兩制的原則是美好的,不但適合香港的發展,也對中國有利。你會渴望參與其中,使它落實,做一個負責任的香港人;又預備自己迎接這個中國人的身份。你相信一國兩制是否成功,也在乎每一個人的參與,包括你的參與。 第四,是盲從附和。你以迷信的態度來接受一國兩制,你關心的不是一國兩制對香港及中國的利益,而只視之為一種投資。反正香港要易手了,香港的新「主人」也快到了,隨時勢而轉易也是合理的。 究竟你願意選擇以上四種態度中的哪一種呢?你為什麼選擇了這種態度呢?希望你完全明白你的選擇,也能夠為你自己所作的選擇,說得出一個你自己也信服的理由來! 建立積極的態度 面對九七,香港不少人是有矛盾心情的。一方面會愛這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化優秀的、江山萬里的中國,另一方面卻對這個「以我為主」的、和香港人的思想有重大距離的中國現政權懷有疑懼。 我們如何才能建立起正確而積極的態度呢? 從預備的層面,你可以多閱讀一些關於中國現況的書,多學習去「欣賞」中國的文學、文化(單為考試而讀中國文學並不算「欣賞」),學習普通話;有機會的話,不妨參加一些中國親訪團或交流團,嘗試與內地人交往,以多一點體會你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此外,你可以閱讀基本法,以了解作為香港人將來的權益。 從行動的層面,你可以找機會參與為中國的各種類型的賑災、辦學、辦社會福利事業等;但不要以為一定要為中國「做大事」,相反地,你在中國有需要的時候所捐上的一分一亳,都是你的寶貴心意。 又或當別人對中國有誤解時,你為他們糾正錯誤,你便是在盡一個中國人的責任;當有團體收集港人意見時,你誠實地填寫意見;當有機會投票選舉特區的議員時,你參與投票等等,你也是在盡香港人的責任。 這時,你已在以行動來參與「一國兩制」了。 發揚香港精神 一國兩制其中一個重點是要保存香港本身的特點、活力和貢獻;換句話說,要保存和發揚的是「香港精神」。但香港精神是什麼呢?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香港明報刊登了香港四大政黨的一些主張,包括李鵬飛的「推廣香港、認識祖國」,民建聯的「用行動實現主張」,民主黨的「實踐一國兩制」,和民協的「理性務實、創造雙贏」。香港電台的《五稜鏡》也有「香港精神」的節目。 綜合了這些人的意見,我們可以領會到在這些人心中,「香港精神」有一些基本的內容,而要香港繼續繁榮、發展下去,也有一些必要的條件。 對於所謂香港精神,上述人士有以下的描寫: 香港人大多是安分的,但卻有異常強烈的拚搏精神和無休止的幹勁;他們總是要力爭上游,自力更生,並有能力在大震盪之後收拾殘局、重新起步。 他們是理性的,有理想、講原則,但也十分務實,可以在有限的空間內創出奇跡。香港人在華人社會中,可算是比較講求法治精神,所以雖然「出位」的人多,但都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香港人樂於接受中、西文化的優點,嚮往自由,也肯定自由選擇、自由競爭、自由經濟、自由貿易、個人主義、個別發展的價值。這些都是香港的精神,香港成功的一面,香港的活力所在。 至於如何使香港進一步發展下去,則要注意下面的因素: 1.互信互動??特別在與中國的關係要基於互信。香港人必須尊重和謹記「一國」,才能發展「兩制」。這要求我們認識中國,並和中國建立一種互信的工作關係。即在消極方面不互相排斥、不互相對立;在積極方面互諒互讓、互相合作,找尋共同的立足點,發揮互相補足的功能。這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2.落實基本法??相信基本法、相信中國政府的誠意、相信香港人的能力,這些都是大前提。在這些大前提下,中港雙方都要共同努力,使基本法得以落實,讓香港人遵守基本法,也讓中國政府遵守基本法,使香港在原有的法治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在民主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民主。 3.致力鞏固香港的這一制??即在法治上,相信高官可以做的,市民也可以做;市民不能做的,高官也不可以做。在言論自由上,強調只要合法,就言者無罪。在經濟倫理上鼓勵公平競爭、杜絕貪污、減少對市場的不必要干預。最後,還要維護、發展健康的政治文化,包括議會制度、輿論監督、公平選舉、公務員的政治中立等。 總結 南非實行了許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使人懷疑白人與黑人是否還有和平共處的可能。但結果是,白人在放棄了獨裁統治後,兩族人仍共存於南非。有人認為中東根本沒有和平的機會,但仍有不少人為了中東和平而周旋到底,結果危機依舊,但卻漸露曙光。 香港九七後會怎樣呢?一國兩制能否實行呢?實在沒有人能預先知道。但香港與中國大陸既沒有種族問題,也從來沒有長期的仇視和對立。既然如此,我們應有更大的把握採用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未來。 緊記:九七是香港的危機,也是香港的機會。 中國人的智慧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蘇東坡) 聖人或老天爺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不過是我有私心只知求自己的方便罷了。 耕田的人希望下雨,收割的人卻渴望天晴; 顧到去程的人所求的順風,回程的人便只好埋怨。 如果人人的祈禱都得到應允, 那造物主便要每日千百次地使大自然的秩序改變。 如今我的生命卻是飄然一身、瀟灑悠然, 進也無所追求,退也無所貪戀。 這是蘇軾離開汴京赴杭州經泗水時所作的詩的節錄。蘇軾回想起五年前經過這裡時,聽說這裡的僧伽塔靈驗得很,於是向它祈禱,果然在逆風下獲得了順風。他今天想起來,這不過是一種偶然,而不是真的神明的垂聽。他持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他的需要是和其他人的需要相反時,神又有什麼理由要單單為他而改變世界的秩序呢? 這次他不再為自己的順風而祈禱了,一方面因為他想到別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胸襟曠達,再無所求。 在香港建設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如果中、港雙方的政要都能有蘇東坡的豁達,那麼兩制的路一定會平坦得多。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菜根譚) 責備別人時不可太嚴厲,要顧到對方是否能承受; 教人為善時不可以期望太高, 要顧到對方是否能做到。 這種態度基本上即孔子所主張的「忠恕之道」,即責己以忠(嚴一些),待人以恕(寬一些)。中方當權者和香港民主派若能用這種態度彼此相待,香港人便有福了。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13:23) 人生在世,度量放寬些,一切好歹,都要容得,眼界放大些,一切高下,都要包得。(傳家寶) 包容、欣賞,在不同中互相學習,這些都是有心建設一國兩制者必要具備的重要心理質素。在面向九七的契機中,不少有心人都希望中方和民主黨能「求大同,存小異」,也是有這種含義。 聖經啟示 基督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毀了中間阻隔的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並廢除了由規條命令所組成的法律,為把雙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個新人,而成就和平。(厄弗所書2:14-15) 在香港前途問題論壇上,曾有基督徒公開宣稱,基督信仰與無神的政權是不能相容的。不少宗教也是這樣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分別因素之一。 宗教如果只為自己而存在,它一定會帶來「阻隔」、分別;那是信與不信之別、信這個和信那個之別。但如果宗教是為別人、為世界而存在的話,它便會「拆毀牆壁、消解仇恨、廢除外在的法律、成就和平」。 基督不單是基督徒的救主,也是全人類的救主,一個帶來合一、和平、生命的救主。 所以基督徒在一國兩制的工程中,有更大的責任??和平的責任、修好的責任、作橋樑的責任。 中國憲法的精華 憲法一詞按拉丁文的原意是規定、確立或確認的意思。 羅馬帝國的立法文件中「憲法」是指皇帝頒佈的「詔令」、「諭旨」等,而中國的典籍中亦曾有「憲法」一詞,如「尚書」中的「監於先王成憲」,《國語》中的「賞善罰奸,國之憲法。」不過這裡的意義與近代憲法的內容有所不同,上述古書的憲法指的是國家的一般法令,現代憲法指的國家的根本大法。 毛澤東曾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毛選》5卷,頁129。 憲法是國家頒佈的法律,和普通法律一樣。但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它和普通法律有所不同: 一、憲法規定的內容是有關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例如國家的性質,政權的組織及形式,政府的結構,經濟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旗、國徽和首都的訂定等。這是國家生活中最基本的問題,這與一般法律只處理日常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問題不同。 二、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方面憲法的法律效力高於普通法律,是國家立法活動的基礎,是各種普通法律的依據。中國憲法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中國憲法還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此外,「任何團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出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憲法這些規定,表明一切組織及公民,都必須按照憲法規定、並以憲法作為衡量自己行為的最高標準。 三、由於憲法規定關於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等國家根本問題,所以很多國家在憲法的制定及修改上,比一般的法律更為嚴格,以保證憲法的相對穩定性。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憲法的修改,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才算生效。比之其他法律或議案,只需全國人大以半數通過即可生效,來得更嚴格。 憲法的歷史及其發展 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在西方國家有不同的發展歷程。例如英、美、法等國家的憲法,都是透過革命等鬥爭手段爭取得來,由憲法的制定,實行法治,主張國家主權屬於人民,三權分立、保障公民權利等。 十七世紀的英國憲法,和十八世紀的美國及法國憲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憲法。 英國沒有制定一部完整統一的成文憲法,英國的憲法是由各個歷史時期頒佈的各類憲法文件組合而成。例如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1689年的「權利法案」、1701年的「皇位繼承法」、1911年和1949年的議會法等。 美國是經過獨立戰爭後於1787年在費城召開制憲會議,制定憲法。美國的憲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憲法。美國憲法根據「權力的劃分」和「制約與平衡」的原則,確認了總統制和民主共和政體。但這部初期的憲法對公民權力和自由沒有作出任何的規定。直到1791年權利法案通過後,才確定了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早期的美國憲法更鞏固了黑奴制度的合法性。這些不合理的規定直至內戰結束後才失效。(美國憲法第一條2項第3款,把黑人列為「其他人口」,而不屬於「自由民」) 法國於1789年大革命後才制定了憲法,1791年是法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這是歐洲大陸上的第一部憲法。雖然以「人權宣言」為序言,主張廢除了一切特權,但它確認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特點,故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b)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歷史發展較上述西方各國的發展歷史短淺。基本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始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去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並經歷1975、1978及1982年的修訂而成現時的憲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7日通過的。由於當時內戰未足,「共同綱領」作為建國初期的總章程,在促進國民經濟和發展,鞏固新人民政權及建設法制方面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54年憲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是由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並公佈實施的。憲法的作用在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 1974年憲法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制定的,因而此部憲法極不完整,於實際的生活發揮不了作用。 1978年的憲法是中國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之後重新釐定黨國工作重點的時期。經1978年12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民主化,國家領導體制、國民經濟體制和各民族的自治權都需要有更具體的法理依據,故產生了1978年的憲法。 1982年的憲法即現行的憲法,於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公佈施行。由於1978年後國內採取開放政策之下,使到此期間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有頗大頗多的變化,雖經兩次修改憲法,以因應實際情況(1979及1980兩次修改),但最後仍認為有必要再釐定準則以面對新時代需要。1982年的憲法因此而生。 1982年的憲法基本上繼承並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對自1978年開放政策以來,國家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及對外經驗的吸取方面都有所處理。而為了更堅定地面對世界及繼續開放政策,憲法更制定了四項堅持,作為指導今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四項堅持包括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本質及特點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很多民族國家出現,他們為確保其治權,都先後制定各具特色的憲法,但大體而言,他們可以分成兩類型的憲法︰ 一是仿效西方國家發展其憲法的經驗而制定的憲法; 二是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為目標的憲法。 中國的憲法屬於後者。換言之,中國的憲法亦具有社會主義類型憲法的特點,其中包括: a)社會主義類型憲法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經濟基礎之上,而西方類型的憲法則側重於保障私有制經濟基礎。 b)社會主義類型憲法體現全國人民的參與,加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與西方類型的憲法側重「主權在民」的理念相似。 c)社會主義類型憲法規定了民族平等,並禁止對任何民族壓迫和歧視,此外亦保障人民參加管理國家的活動。憲法不單規定了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更提供法律保證。這與西方憲法中所規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觀念相似。 由以上我們不難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具備了現代化國家的特點,其中對政權、人民的權利及義務、國家經濟體制、民族的利益等都有顧及,可以說算得上是一部完備的現代憲法。 四項堅持的反省 四項堅持是1982年憲法的特點,亦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保證社會主義(又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綱領。 但環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發展過程,憲法除能體現了當時實際的環境,憲法亦需要配合國家的政策而有所改變,這一點由上文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時期的憲法可以得引證。雖然1982年的憲法基本上能體現1954年憲法的精神,但附加的指導思想(四項堅持),有論者卻認為可能是基於一個太龐大的國家,有必要避免因開放改革而帶來的急劇而全面的衝擊與挑戰。 在西方國家中,大法官有權就憲法的內容及規定進行解釋及說明。中國以指導思想的形式作為解釋憲法的依據亦無不可,但堅持以共產黨領導,同時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論在法理及實踐上均不易協調,在日趨商業發展的中國,資本主義明顯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又高舉社會主義原則,也是令人不易理解的。 面對開放改革以來的種種變化,我們很難評估各種指導思想可以發揮多大的效用。因為現實的發展已超離綱領或指導思想的範圍之外。 其實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經歷了頗長的時間爭取、奮鬥而成,不論就內容或理念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都具備了現代憲法的特點,它提供了實踐民族、民權、民生的憲法法律依據。問題是在面對開放改革、面對世界的同時,如何落實憲法的精神及理念而己。 中國憲法原文精選舉 一. 中國憲法以人民為主體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九四九年,(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序言) 二. 中國憲法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高度文明的國家 (中國人民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序言) 三. 中國憲法要建設一個平等的多民族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族國家。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的共同繁榮。(序言) 四. 中國憲法有世界的、大同的思想 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交化的交流;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而努力。(序言) 五. 中國憲法調對人民負責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第三條) 六. 中國憲法要求政府守法、否定特權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持權。(第五條) 七. 中國憲法肯定私有財產 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第十三條) 八. 中國憲法肯定軍隊屬於人民、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政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第二十九條) 九. 中國憲法維護法律尊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第三十三條) 十. 中國憲法保障人民各種權利和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第三十五至第四十條) 十一. 中國憲法保障人民可以控告政府、保護自己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第四十一條) 十二、中國憲法調社會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公民在年老、疾病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第四十五條) 十三、中國憲法對公民的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第五十一及第五十六條) 十四、中國憲法維護審判公開、司法獨立 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一百二十五及一百二十六條) 中國人的智慧 蝦蟆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 復聞有人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蝌蚪時事也!」 (艾子雜說) 艾子漂浮在海上,晚上停留在一個島嶼上。夜裡聽見水下有哭聲,又好像有人在說話,於是他就仔細去聽,那人道︰「昨天龍王下令,水族動物中有尾巴的都斬首,我是鼉呀(音駝,即楊子鱷),所以害怕殺頭而哭泣︰而你們蝦蟆又沒有尾巴,幹嘛也跟著哭?」 又聽另一個人說道︰「我今天幸而無尾,只是怕又追究起我做蝌蚪時帶有尾巴的事呀!」 這篇小品文辛辣地指出,在沒有法治的社會裡,無辜的人是可以被株連的,我們也隨時可以因為過去的某些行為而被秋後算賬。但中國憲法第四十一條卻有「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等規定,顯示了當政者該有不得秋後算賬的法治精神。 聖經的精神 愛是法律的滿全 除了彼此相愛外,你們不可再欠人什麼,因為誰愛別人,就滿全了法律。其實『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戀』,以及其他任何誡命,都包含在這句話裡︰就是『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13︰8-10) 法治是好的,以下的話絕沒有減低法治地位的含意。 但世上有些家、有些地方,因為把法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有時會到了人為法而存在,而不是法為人而存在的地步。聖經「愛是法律的滿全」的主張,值得腦子裡只有法的人深思︰沒有愛、沒有溫情、沒有同情和諒解,法要來做什麼?在一個充滿愛的世界裡,法的地位又有多少重要性呢? 公民的承擔 當我們說承擔社會、承擔歷史時,我們在想著一些偉人,一些聖賢豪傑。我們會說,我們不過都是些凡夫俗子,我們只有享受、消費的分兒,那會承擔什麼、又能承擔什麼? 其實,我們中許多人都在承擔一些東西。我們不都是聖賢豪傑,但我們都可以成為聖賢豪傑。 平凡人的承擔 大凡受過別人大恩的人,對施惠者大抵都會有一分特別的感情。台灣歌手蘇芮就曾唱出這種感情: 沒有天那有地? 沒有地那有家? 沒有家那有你? 沒有你那有我? (酒干倘賣無,1985) 這首歌表達出,有些恩惠是如天地一般的深厚,我們怎麼也報答不來的。父母的恩典就是這樣,這也是中國古人所謂的「昊天罔極」之恩。 有時見到坐在手推車裡的嬰兒,會不期然想到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家。嬰兒要人疼愛、要人照顧,年老的長者何嘗不是如此! 一位女士的母親患上柏金遜症,臥病在床已有五年光景。她每個半鐘頭要給母親餵一次水,抹身、餵飯、換尿布;為了照顧母親,她的丈夫還要多兼一職,彌補生計。但她毫無怨言。 另一位女士十多年前生了個弱智的兒子。那時候香港的特殊教育機構數目不多,她為兒子的教育而奔波,所有學校給她的回覆,都是說愛莫能助。她唯有辭掉工作,在家中照顧弱兒。自己累了,丈夫卻因嫌棄這弱兒,未曾為此給予過半點支持。有好幾次,她摟著弱兒大哭,想尋死以求一了百了。可是最後還是熬過這段日子。 人問她為何不放棄?她說:「這是我的兒子啊!」 無私的承擔,在親人的關係中可以找到,也能在社會中找到。 史蒂分年青時加入黑幫,殺了人。他在獄中渡過了十多個年頭,常想自我放棄。他在獄中不思改過,依舊和人打架。他認為自己既無希望,倒不如糊塗一生。 可是,母親並不怪責他,年年月月都到獄中探望,她只怨自己,怨自己無能力為子女做點甚麼。 這分恩情給了史蒂分一股動力,他開始勤奮自學,參加遙距課程,終於成功取得大學學位。後來獲港督特赦,出獄時,雖已走過了半個人生,但仍把希望放在他所不認識的年輕人身上。 他常說自己一生虧欠了社會,眼見許多青年人步其後塵,迷惘一生,於是毅然結束了剛建立起來的事業,走到志願機構去辦事。 他受到別人恩惠,卻不忘回饋社會,就把對家庭、近人的承擔,推展而及於社會上其他的人。 其實香港的社會提供了許多機遇,讓香港人受惠,扶助了許多人成長。但不少人卻沒有想到要回報社會,反認為對香港的承擔便顯得沒有「世界胸襟」。 也有一些人以為做個烈士,搞得驚天動地,才算是承擔了社會和歷史的使命。其實面對歷史的長河,能承擔歷史給我們每天的責任,能勇於面對每天現實的人,已是建設家國重要的支柱,他們的偉大絕不遜於烈士! 春風亭的啟發 九六年初,在新界八仙嶺發生一場龐大的山火,導致多名學童被嚴重燒傷,更令兩位協助學生逃生的老師被燒死。其後,政府在八仙嶺建築了「春風亭」來紀念這兩位老師。 對曾被老師挽救過的同學來說,他們對老師犧牲的回應不單是尊敬仰慕,他們的生命本身也受到感染而改變。 對一些受傷留院的同學來說,他們的生命力都堅強起來,雖然身體受到傷害,但因為老師為他們的犧牲,他們都產生了頑強的鬥志。另一批沒有受傷的同學,他們再不以自暴自棄的態度學習,而積極上課爭取好成績來回報老師。 從體驗到投身 要關心周圍的人,當然不一定要經歷過甚麼大災難、大劫數。有時就是主動去接觸,去關懷,去體驗,我們的目光就會擴張,承擔感就會加強。 香港的苗圃行動工作者,他們由於親身體驗過國內農村的生活,看到這些鄉村在教育工作上的落後,以及文盲者的悲哀,所以他們就把如何建設一個沒有文盲的中國,當作他們的重要理想。 公教教研中心為幫助大陸的失學兒童,曾協助成立川彥社,一個起初往廣東省連南助學的團體,其後擴展至貴州。他們只是一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青年人,但卻懷著一分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善與人同的決心,摸索著去為一些他們完全不認識的孩子??傜族的孩子而努力。 其實我們身處香港,未必有時間及能力即時抽身參與以上的活動,但只要我們有意識、肯關懷,我們總有一天會找到適合的渠道,去為社會、為香港、為中國作出貢獻。 前人的足跡、我們的路 事實上,在近代的中國歷史裡,也有不少人物見到中國社會的需要,而為中國作出了具體的貢獻,以下只是無數例子的極小一部分。 一、徐寶謙 徐寶謙是燕京大學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目睹中國農村的貧困和面臨崩潰邊源,於是毅然放棄了安穩的大學教席,走到江西省參與農村實驗計劃。 二、聞一多 聞一多在五四運動時代是一位大學生,由於他目睹社會種種不公義的現象,於是一面從事教學工作,一面批評時政,其後更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起人之一,以知識份子的良知去探索中國人當走的路。 三、梁漱溟 梁漱溟在二十年代一片學習西方的潮流下,曾勇敢站出來捍衛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下了多種探討和發揚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身體力行,從事鄉村建設救國嘗試,以圖重建中國的倫理序秩。 以上三人都不是歷上最響噹噹的人物,不過中國歷史就是靠著這些默默耕耘者,一點一滴地累積而發展起來的。 當然,歷史上還有無數無名無姓的人,像做買賣的、種田的、捕魚的、維持治安的……他們都同樣是歷史的創造者。 今日的歷史巨輪,也要靠無數這類的有名或無名的人去推動,其中當然包括了你和我。 香港原來只是一個小漁村,今日卻被視為東方之珠,亞洲四小龍,成了我們引以為榮的家。她之所以有今天,也是無數香港人默默在香港不同崗位上耕耘的成果。 如果每一個香港人不但努力為自己工作,更能超越自己,為社會作貢獻,有意識地貢獻香港,香港的前途必然會更加光明和美麗。 歷史承擔 我們活在歷史中、活在時間中。我們都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分子、一滴水??雖然只是一滴水,但這是不可或缺的一滴水。 我們有過去、有現在,也有未來。我們要在歷史中承擔一分責任,要在歷長河中爭取擁有我們的貢獻。 一切非人類的生物,都有某種「完備性」,例如貓、狗、飛鳥、虫、魚等等,牠們一生下來便已達圓滿、成熟的地步,牠們從小到大、從生到死,其間的變化很少。 但人卻不如此。人不單是一個「是」(being),還是一個「成」(becoming)。他「已經」(already)是他,但還「未曾」(not yet)完全是他。 他還有待完成! 從一無所知,到充滿智慧;從寂寂無聞,到譽滿天下;從可有可無之間,到一身繫天下的安危。這就是人的變化。所有人都可以有某種很大的變化。 不單個人是這樣,整個人類都是這樣,人類正在完成自己。 本來其他生物也在完成自己,但這是一個自然的、緩慢的過程,而且是幾乎沒有該種生物本身的參與。而人類是在高度地參與自己的變化,他在刻意地完成自己,按著自己所制訂的目標走去。 我們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句話,都滲入了人類的歷史長河,使它變得更澄清??或更混濁。 作為人類負責任的一員,我們要超越「生」的局限,接受前人傳下的遺產,並要超越「死」的局限,把自己所完成的交給後人。這就是人類歷史的進程,這是真正的「傳」統。 我們接受先人傳下的一切,我們沒有其它選擇,這是我們的「命」。但我們可以將這一切去蕪存菁,在刻意地加工以後,把一分更好的遺產再留給我們的後人,這是「運」。 我們受命運的影響,但我們也在塑造我們的命運。 歷史感還有另一層意義:我們是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站在時間的交叉點上,這個交叉點就是現在。所以我們必須對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有一種健康的意識。 擁抱過去 過去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我們的現在是由我們的家族、我們的閱歷、我們的教育、我們的修養、我們的過去……所形成的,甚至我們的民族、文化,我們所講的語言,也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很深的烙印。要肯定自我,就必須肯定自己的過去。 沒有歷史感的人是沒有「過去」的。 他們或者是患了文化失憶症,故意去忘掉自己或自己民族受過的創傷;他們對自己和對自己的民族都缺乏一種集體意識。 不認識自己個人或民族的過去,也就不可能全面地認識自己、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身份。 沒有過去的人所走的另一極端,是不讓過去真的過去,不讓先人得到安息。他們把過去的價值,把先人在特定的情況下所說過的話搬出來,去作為今日的標準、作為自己的掩護。換句話說,他們在膜拜過去。 忘記過去和膜拜過去,都是對過去的否定,都是缺乏歷史意識。 寄望將來 如果我們問,將來到了沒有?你的答案是什麼?將來當然是未到啦! 但你錯了,將來己經藉某種形式而來到了。 當你選讀文科或理科的時候,你未來的職業已經多少決定了;當你與好朋友或壞朋友交往時,你的前途和人格己經多少定了型。八四年中英簽署了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香港就必然地一步步走向九七。 所以我們的未來會影響我們的今天,我們的今天亦可以「由未來開始」,或「把未來提到今天」(to anticipate the future)。 有些人否定未來,或者是因為他們怕死,或者是因為他們對未來已經全無希望,或者是因為他們要把自己關在「現在」中。 這些人會無奈地唱:「請你喚黎明不要來」,或者會說:「讓我們吃、喝、玩樂,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明天就要死了!」 否定未來的另一形式,是沒有正確面對未來,沒有把未來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他們把未來絕對化,把物質貶值,把過去和現在都拋到背後,認為只有未來才是真實的、好的,那是來世的天堂,或者是烏托邦者的夢想,而現在不過是一種「無奈的、必然的不幸」。 否定未來或把未來絕對化,都不是有歷史感者應有的態度。 掌握現在 現在是我們最容易明白的概念。我們有的是現在,能看到、摸到、掌握到的,似乎也只有現在。 但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現在! 傳統主義的人,即那些不斷說「世風日下」的人,和那些未來主義的人,即那些不斷夢想著天堂或烏托邦的人,他們其實都在否定現在。 傳統主義者認為現在一無是處,未來主義者只把現在當作踏腳石。 當然也有人把現在絕對化,包括有些追求「現代化」的人,他們其實也未必能掌握現在。 把現在絕對化的人沒有記憶,也就沒有歷史;沒有希望,也就沒有將來。「今天」、「眼前」就是他們的目標和終點。 他們的過去經驗是零碎的,你不能從中看到什麼軌跡或者教訓;他們的希望也是零碎的,你不能從中找到值得為之而奮鬥的遠景、遠象(vision)或者洞識(insight)。 把現在絕對化的人有三種型態,它們是消費主義、即食文化、享樂主義。 今日影響我們極深的「消費主義」,只是不斷地刺激我們瘋狂消費和享受;今日的「即食文化」也在不知不覺之中,使我們不再思考,不再有耐性,不再閱讀文字,不再花時間去栽培我們的感情生活、靈性生命;今日的「享樂主義」更是今日世界污染問題的元凶禍首。 這一切都在不斷蠶蝕著我們的歷史,使我們沒有過去、沒有未來,連現在也是在汲汲可危的情況之中! 投入歷史、做先知 先知不是未卜先知,先知就是一個投入歷史、有歷史感、有歷史意識和歷史承擔感的人。 先知能夠把潛藏在我們心中的意識,用文字、語言清楚地表達出來。他有能力吸取過去的資料,創造性地活出目前,而挑起我們對未來的渴望。 在某種意義下,先知正在審視、理解、「救贖」過去,用去蕪存菁的方法,批判繼承過去傳下來的遺產。他又能把未來提到現在,按著今日為未來而制定的藍圖,就在今日已經開始為更好的明天而奮鬥。 許多人都在實踐上實際地做著承先啟後的工作,先知者則在有意識地反省這些承先啟後的活動,並指出如何可以更好地活出這一任務。 換句話說,先知者肯定歷史、活在歷史中,承擔歷史,亦同時在創造歷史。 當我們說青年人是社會未來的主人時,我們的青年人也該是一些有時代感和歷史感的「先知」。 中國人的智慧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阿房宮賦) 唉,滅六國的就是六國自己,不是秦國啊;滅秦國的就是秦國自己,不是天下的人民啊……秦人是來不及為自己悲哀了,卻讓後人去替他們悲哀;後人雖然替他們悲哀,自己卻不以為戒,這就只有又使後世的人來為這些後人而悲哀了! 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矣,何以卜為?(劉基:司馬季主論卜) 君侯幹麼不想想從前呢?有從前就必定有今天……所以經過一晝一夜,開了的花要落;經過一春一秋,舊了的東西要變新。湍急的激流下面,必定有深潭;高聳的山邱下面,必定有幽谷。君侯也已經知道了,幹麼還要卜卦? 如果我們能掌握歷史的規律,和事物間的彼此關係,和其中的因果定律,我們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掌握未來、掌握命運,我們就不必去占卦算命了。相反地,如果我們不懂歷史的規律,我們很易會重蹈前人錯誤的覆轍,在我們為前人的不幸而悲哀時,後人又不免要為我們同樣的不幸而悲哀了。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 我不是生來就有知識的人,而是愛好古文化,勤奮努力去領悟得來的人。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微子) 過去的不能再挽回,未來的卻還來得及。 揆古察今,深謀遠慮。(三國志‧魏書) 考察從前,研究今天,計劃周全,顧及未來。 連孔子這些有大智慧的人,他們的學問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勤奮學習歷史的智慧得來的。我們不能改變已發生的事,但我們可以改變未來事物的發展。又如果我們對從前和今天,都有充分的了解,我們就可以對明天深謀遠慮。 聖經的啟示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使它再鹹呢?……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瑪5:13) 基督徒接受了由基督而來的委託,要做地上的鹽、世界的光,要保存世界免於腐化,要給世人指出生命之道。 這「道」就在我們的生命之中,這道就是「天命之性」。 這道由世界各文化中的大聖賢所發現,由各有心實踐這道的人所經驗到,更由天主聖子親自降生成人而啟示出來。 這是一種立體的信仰觀:文化發現真理、聖經啟示真理、我們經驗真理。在這真理的核心中,最主要的是愛,並由愛近人開始,而承擔起社會、人類、歷史的責任。 做光、做鹽,就是闡述我們上述責任的其中一個十分生動的講法。 綠色與環保 前言 環保是指環境保護;「綠色」是指一種視人類為大自然一部分的人生思想和態度。 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已到了極危險的邊緣,如果人類不立刻採取對環境有利的行動,將會集體毀滅。環保提醒人們,要身體力行去保護這個瀕臨崩潰邊緣的環境。 綠色思想則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世界的重新闡釋,對萬物的更深層看法。 我們看到人類和世界、萬物,都是互相依存的,我們不是高於萬物,我們是整個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和其它動物、植物、礦物,無論是有靈的或無靈的,都像布的經緯線一樣,是彼此的交織在一起。 我們的生活,該是一種可以和大自然和諧、並存的生活。 這個大地該是永恆青綠的。 可持續的發展 近年我們常聽到一個名詞,叫「可持續的發展」,意思是,我們要發展,各國、各民族都要發展,整個世界全部都要發展、進步。人類不能永遠停留在原始的、穴居野處的地步。 但這發展必須要能永久的、不斷的持續下去??要有不斷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 天主教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七年曾頒佈過一個通諭,叫做《民族發展》通諭。這通諭強調教會「關懷各民族的發展」。而發展的內容則是「擺脫飢餓、貧困、疾病與文盲,渴望更廣泛地享受文化成果,渴望其人性優點獲得更高估價,並朝向更高目標。」 按照這個定義,發展有四部分: 最基本的當然是生存(即人權中最基本的「生存權」:擺脫飢餓、貧困、疾病);然後是文化生活(文化權:擺脫文盲,享受文化成果);第三是人性的全面發展(更豐富、多樣的人權);最後是邁向更高的目標(生活素質或生活品質的不斷提高)。 這就是「可持續的發展」??可以繼續發展下去。這種發展有無盡的空間,有廣闊的將來,讓人有無限的憧憬。 但我們今日身處的情況是:人類未必能持續發展下去,因為我們目前的發展方式,正是使我們無法持續發展下去的元兇;除非我們的發展方式能夠有徹底的改變。 這種新的發展方式就是:在發展的同時,不再損害地球,不再破壞環境;而人類要視大自然為自己最親密的朋友。 地球母親病了 電視曾經用過一個口號去宣傳環保:「地球先生病了!」其實我們更該說的是「地球母親病了」,她甚至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 地球是我們的母親,因為她生產、她哺育,她給我們提供一切呵護,她懷抱著我們。整個人類,甚至大地上的一切生命,都是在她的懷抱中成長的。除了陽光以外,一切維持我們生存的東西,都是從大地母親而來。 她病了、快死了,因為我們很快便要吸乾她提供給我們賴以維生的一切:空氣、清水、樹木、能源……。 人類的發展已到了盡頭,我們已不再能繼續發展下去,因為我們已將沒有可發展的空間,我們已經沒有將來! 我們正在毀滅自己創造的文明,我們正在毀滅自己—而且是集體的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危機重重 一、自然生態的破壞 自然生態頻遭破壞,這已經是今日的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實了。 隨便舉一些例子: 地球上空的臭氧層穿破了,太陽的紫外線要直接的傷害我們的身體; 由於全球溫室效應而導致南北極的冰山開始溶解,地球上近海的陸地將要被水淹沒; 全球的沙漠化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侵蝕地面的青綠色,越來越多地方要變成灰色的、沒有樹木的、不毛的沙漠; 地球上的生物遭滅種命運的,越來越多,「生物鏈」被破壞的結果,將是人類本身遭大自然的報復,而慘遭滅種之禍。 如果你在晚上登上太平山,你可以看到香港燈燭輝煌,你也可以想像到,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在日夜燃燒著地球的能源,那麼,能源就總有用盡的一天;用來生產糧食的土地大量縮小; 可飲用的清水越來越缺乏;河水、井水、地下水、海洋,齊齊受到污染;魚類和貝殼類慢慢已因受到污染而不能供人類食用;空氣越來越惡劣;水土流失;森林消失; 酸雨……。 只要你能想得出的污染問題,我們的地球全部擁有!不單正在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有這些問題,「已發展國家」如歐、美、日本等也有這些問題。事實上,正是因著「發展」,才帶來了這些問題! 全球如此,中國又如何呢?以下的一些數字,是關心中國的香港人不可不知的: 1982年的統計,世界平均的森林覆蓋率是22%;日本是66%,蘇聯是34%,美國是33%,中國是??12.5%!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搖籃,四千年前森林覆蓋率是50%,今日是??3%;整個區域變成了「黃土地」! 世上最污濁的三條河流,有兩條在中國:黃河、長江。另一條是印度的恆河。 十九世紀時,中國的大河之中,只有黃河是黃色的;今天,全國主要大河流都變成了黃色(滿載泥沙),或黑色(含大量工業及家居廢料)。 美國平均每人分得的耕地是12畝,全球平均是5畝,中國是1.5畝。 中國自1949年以來,農業用水增加了4倍,工業用水10倍,發電用水65倍,家居用水8倍。中國今天有200多個城市(佔全國城市54%)長期不夠水用。 中國大陸的垃圾有26%回收再用,有16%直接倒入江河,有11%焚燒,其餘46%堆積起來成為垃圾山。 香港又如何呢? 舉一個和大家關係密切的污染例子:香港海灘的美麗,在三十年前是舉世知名的;今天,所有海灘的水質都已下降了。 我們再也不敢吃流浮山的蠔。我們城中的噪音是驚人的。香港人十個人中,便有一個人因太忙碌而有某種程度的精神病……。 在污染問題上,世界有的、中國有的,我們香港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們都是從同一的苦杯中飲著同一的苦酒。 二、其他的生態失調 除了自然生態出現了問題外,世上幾乎所有的生態都出現了問題。 世界的文化生態是失調的,因為只有「大文化」才可以有足夠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世界上有些璀燦一時的文化已經消失了(如中美洲的印加文化),有些少數民族的文化正在萎縮。西洋文化、東洋文化,已侵入了香港,現在正圖進軍中國大陸。美國的可口可樂、漢堡包文化正擬席捲全球。 法國阻撓迪士尼樂園在巴黎經營,主要也是害怕美國文化侵蝕法國文化。 我們的性別文化也是有問題的。 婦女有如「地球母親」,其「德行」是沉默、依順、包容。她(地球)的資源好像用之不竭、取之不盡,正好和任人予取予求,或在家中任勞任怨的母親相似;亦正因為地球母親和在我們家中的母親兩者都慷慨、豐富而沉默,便也得不到應有的珍惜和尊重。因為大家已把地球和我們自己母親的慷慨視作理所當然,那又何須珍惜? 今日的旅遊生態也危機重重。 旅遊本是為了學習,為了豐富自己的人生經驗;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旅遊可以提供機會,讓人去欣賞另一種文化、接觸另一群人、發展自己的多元藝術品味。或者至少,旅遊可以讓人休息、娛樂、尋幽訪勝、游目騁懷、舒展胸臆。 但今日旅遊的結果,有時不過是對脆弱大自然的破壞、對弱勢文化的踐踏、甚至對貧窮地區女性的蹂躝。 中國許多美麗的旅遊勝地,現在已滿目瘡痍。連南極的冰清玉潔,也開始被人類可恥的發明??垃圾??所玷污! 當然,生態危機還遠不止此。 人類的健康危機(怪病越來越多)、經濟危機(貧富懸殊越來越大)、政治危機(地球「南」「北」的矛盾加劇)、科技危機(人無法再控制科技恆久走上正軌)、社會危機(各種社會問題急劇增加)、靈性危機(生命失去方向及意義)……。 這些問題每一個都可以是爆炸性的、致命的,都可以為人類帶來無法彌補的災難。不幸的是,這些問題都在同一的時間,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現了;而且就出現在我們這一代! 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污染、各種生態失調,將會徹底毀滅人類,或者至少使人類的生活質素極嚴重的下降。 你能夠幻想出一個地上沒有清水、沒有樹木,天上沒有飛鳥,水中沒有游魚,空氣污濁、日月無光的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嗎?這還能是一個可供人類居住的世界嗎?人類還有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機會嗎? 如果人類還要繼續生存、發展下去,也許我們應嚴肅的考慮下面的建議: 一、著重人本精神 一切的「發展」,都應以所有人和每一個人的最長遠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以利潤、個人私利或經濟效益為依歸。 「所有人」:即是要注重人類整體的發展、全人的發展、所有國家和所有民族的發展。 「每一個人」:即是要強調照顧每一個人,尤其是弱勢者、無權者、受壓迫者的需要,不能忽略任何一個人。而且其他人的發展,甚至整體的發展,也不能以犧牲某個人或甚些人作代價。 「最長遠」的利益:我們應當學習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智慧:一個好的抉擇,必須能至少惠及我們的第三代! 這個地球不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陽光、空氣、清水、樹木,也不只屬於我們所有。它們是全人類的遺產,我們的子子孫孫也有權享用這一切。 這些維生的工具在世上已存在了億萬年,我們絕對無權將它們毀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 為了人,為了所有人,為了我們的子孫,或者即使只是為了我們自己,我們都應全力推動環保,以拯救這個唯一的地球。 二、簡樸生活 一切破壞環境的最基本原因,是我們要過奢侈的、浪費的生活。我們正是因此而污染了大地,製造了大量無謂的垃圾。 簡樸生活指的是度一種適合人性尊嚴、符合自己身份、大方而得體的生活。這不是寒酸,也不是吝嗇,而是不過量、不炫耀、不比較、不求奢侈、不用過分的包裝、拒絕無謂的浪費。 這刻意的節儉,就是惜福,是珍惜我們的福分和懂得享受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我們過簡樸的生活,不單自己蒙福,就是別人、世界、子孫也會因此而蒙福呢! 其實簡樸生活絕對是可以豐富、快樂的。所謂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白開水難道不比其他的飲品更健康嗎? 三、由霸佔到分享 春秋時代的齊王,在孟子的誘導下,說出了「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眾樂樂」的人生真理。 這就是與人分享;與人分享,是快樂的。見到別人快樂,我們也會快樂,見到所有人都快樂,我們又怎麼不會樂上加樂呢? 但在「資本主義」的教導下,我們是不可能明白這個道理的,我們已把利潤、效益等等,當作了絕對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知識產權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盜用知識產權固然不對,但無限制的利潤追求難道就是正當的嗎?為什麼有些正版的電腦軟件可以價錢高至三、四千港元,而翻版的只需三、四十港元呢?除了單靠市場去調節價格外,就沒有別的準則嗎? 今日全球前列十個首富的財產,已足可消滅全球的貧窮現象,但貧窮問題卻日益嚴重。我們要問的是:製造首富的市場原則或資本主義規律,不是有問題嗎?無視鄰人的貧困而霸佔世上的財富(即使用世人所謂的合法手段),不也是一種罪惡嗎? 世上的資源是屬於全人類的,或者只是屬於有能力、有才幹者的? 坐言起行 除了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外,我們其實也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使我們的生活有利於地球的健康和人類的持續發展。以下只是一些舉例: 一、日常生活 衣—多用二手衣物;衣服真正污穢時才洗濯。 食—盡量在家吃飯;少吃加工食物如罐頭、汽水、薯片等;少用「即用即丟」的餐具。 住—多用二手家具;減用塑膠製品;節省用水、用電。 行—多步行、少乘車;多用集體交通工具。 其它 —少用膠袋、紙巾或其它即用即丟的東西;循環利用垃圾、循環用水;參加廢物回收運動(學習垃圾分類:廢紙、鐵罐、鋁罐、玻璃等都不是垃圾!)留意區內污染情況;抗拒電視廣告吸引、不作無謂消費;支持環保工作;公開表達對環境的關注;檢舉破壞環境的工商業。 記著:當你在消費時,在購物時,或者在拋掉東西時,如果能停一停、想一想,世界的前途就會有多一分希望。 二、建造一個無垃圾的世界 世上有一半垃圾是不該存在、不該被製造出來的;另一半則本來就是寶,可以循環再用。 只要每一個人、每一個商家、每一家工廠、每一個政府,都能刻意多注重環保,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沒有垃圾的世界。 退一步來說,只要我們少製造點垃圾,這個世界的壽命也就可以多延長一點點了! 三、環保旅遊 在旅遊時可以顯出我們環保意識的強弱。綠色的、注重環保的旅遊者,更可以有助於重建世界的綠色文明。下面是我們可以考慮採取的態度: 一、旅遊本身是一種文化交流,一種民族間的接觸,所以要把我們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互相提昇。例如:香港人到大陸旅遊,要把香港最好的一面帶去;香港人到國外旅遊,要把中國最好的一面呈現在外國人面前。 二、要拋開平日的自我,向當地的政治、宗教、文化、習俗開放:吃當地的東西,欣賞當地的事物,投入當地人的活動,不隨便對當地的一切冷嘲熱諷,不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別人。 三、參觀當地的「聖地」時,要注意自己的衣著,端莊而有禮;觀賞人家的表演,要按當地習慣報以熱烈的掌聲。 四、如果你覺得當地的工藝品已經太廉價而有剝削的意味時,不要太執著於討價還價,因為這會使當地的廉價勞工薪酬更低。 五、要為當地人拍照時,必須對他們的感受有一種敏銳心(例如不要刻意突出他們的「落後」等),拍攝人家的生活起居情況時,尤當尊重別人。 六、絕對不要污染當地的環境,記著:旅行時,除了腳印,不要留下任何東西! 中國人的智慧,聖經的視野 基督徒很自然是綠色思想的擁護者,中國的大部分詩人,也是田園詩人,都對宇宙、大自然有很深的感情和體會。 整部創世紀告訴基督徒一個簡單的事實:宇宙屬於上主,人不過是世界的管家。 宇宙在受造時,每一個階段都得到天主的讚賞:「天主看了認為好」(創1:8,12,18等),因此人有責任去保存宇宙和大自然,使它繼續好,甚至變得更好。 當基督徒仰觀天空,或者俯視大地的時候,他會悠然神往,讚美創造萬物的大主宰: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詠19:1) 你使水泉成為溪川,供給各種走獸水喝;天上的飛鳥,在水邊宿臥。你使青草和植物生出,又使土地產生出五榖。汪洋大海,一望無際,其中水族,不可數計。願上主的光榮永世無窮,願上主喜樂自己的化工。(詠104) 中國的詩人也會這樣看世界、看大自然: 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蘇軾:前赤壁賦) 只有江上的清風和山中的明月,耳朵聽了能成聲音,眼睛看了能成顏色;取它既沒人干涉,用它也不愁缺乏;這是造物主給我們的無盡寶藏呀。 大自然其實也可以使人寄託心靈,使人身心開朗和舒暢。 「留得殘荷聽雨聲」,固然可以使人嚮往大自然,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更使他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大自然是這樣的瑰麗,才會吸引詩人「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對著莊嚴美麗的天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是一種多麼深刻的人生境界啊! 古往今來,高山、流水、綠草、鳴禽、鮮花、白雪,以至拍岸的驚濤,澎湃的巨浪,又曾經造就了多少詩人,啟發了多少思想,抒解了多少抑鬱,甚至救活了多少頹唐的心靈和生命?— 我們不該刻意去保存一個這樣美麗的世界嗎? 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和缺點 前言 人自然受到父母的影響。因此心理學家輔導別人時,會從他的過往歷史入手,幫助他「回憶」起自己兒時和父母的關係,進而協助他了解自己,解決自己個人的問題。 舉例來說,父母的離異容易使孩子對異性存有戒心;父母的宗教態度會影響孩子對神的觀念;父母的處事作風往往是孩子模仿的對象。這都說明人不可能擺脫父母的影響。 民族文化的影響 由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我們會想到民族、文化和我們的關係。 我們一樣受到我們自己民族、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不同的社會、民族、文化,就塑造了不同的人。所以我們會說:中國人較勤勞,意大利人較樂天,德國人較重紀律,英國人較冷靜等等。因為我們都有不同的民族背景和文化氛圍。 但切勿誤會,我們所說的是「影響」而不是「控制」。我們不相信宿命論,我們不以為過去的歷史能控制我們的一生。 從某一角度來說,我們沒有選擇地承繼歷史和文化,正如我們無法不受到父母的影響一樣。 我們對民族文化不該盲目地否定,因為即使我們否定它,它仍然影響我們。但只要我們明白所承繼的是什麼樣的歷史,什麼樣的文化,我們便可以把民族文化的優點在我們的身上發揮出來,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把民族文化的缺點改正。 以下談的是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儒家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大。我們將選擇其中一些重點來談,並指出它們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將發現,在中國文化的優點中,往往隱藏著缺點,而在缺點中,卻隱藏著優點。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嚴肅地反思。 禮治社會 中國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與中國人追求和諧共存的理想有關。 怎樣維持和諧的關係呢?傳統的思想是以「禮」待人。禮是指外在的行為規範,透過禮可以使人和平共處。 從正面來說,禮給與別人尊重。孔子以射箭比賽為例,他認為有禮的人不會與人作無謂的競爭,即使在射箭比賽的場合中,參賽的人也會以禮相待,先向對手作揖行禮,謙讓對手先登台放箭,比賽後還會向對手敬酒致謝。這就是《論語》八佾篇所說: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沒有什麼可爭的事情。如果有所爭,那一定是射箭比賽的時候吧!互相作揖行禮而後登堂比賽;比賽完畢走下堂來,飲酒互相祝賀。這是一種君子之爭。 從另一方面來說,禮不會無理地干犯別人,因為有禮的人是不會看、不會聽、不會說,也不會做一些不合禮的事。即《論語》顏淵篇所說: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但中國人的重禮往往給人一種虛偽的感覺,認為中國人內心勾心鬥角,外表卻貌似友善,這是十分要不得的行為。所以,五四時期就有人只看見禮教是吃人的怪物,沒有絲毫好處。 其實這不過是一些人對禮的誤會,或甚至誤用。孔子在《論語》雍也篇早就認為,人的行為要表裡一致,即外在表現出來的禮儀要和內心對人的尊重一致,它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樸(內)超過文采(外),就有點粗野;文采超過質樸,就有點虛浮。只有文(外)和質(內)比例均稱,才是個君子。 孔子所提倡的禮是一種由衷而發,外顯於行為的表達,是改變人心、使人由內轉變的好方法。所以他認為若國家只懂得以政策及刑法來管理,人民即使不干犯法律,也是不完美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是非對錯;但當國家以仁及以禮來管理時,人民不但不會干犯法律,而且明白是非對錯。所以《論語》為政篇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用政法來誘導,用刑罰來整頓,人民只是暫時地免於罪過,卻沒有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誘導,用禮教來整頓,人民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歸服。 舉例來說,當上課向老師敬禮時,我們不但要對老師行一個外表的禮,也要欣賞或至少接受老師這個人。向他敬禮不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課室傳統,而是因為他對我的成長有幫助,我要感謝他。 又例如我們在車子上讓座給老人家,實在是體恤老人家的體力不及我們這群年輕人;推門讓長輩或嘉賓先走,也實在是對那人的尊重。 相反,一個放棄禮的群體又會是怎樣的呢?人們一切行為都只追求所謂「真情流露」,喜歡這位老師就給他敬禮,不喜歡就給他白眼。擴而充之,人的善惡標準就在自己,人只會越來越自我中心,不會為他人著想,不會主動去接納、欣賞或體諒別人。 禮其實是一種文化,一種十分重要的生活素質、民族素質。為了自己生活素質的提昇,使自己能在一個地方活得快樂、舒適、舒坦,我們需要同心合力去建設一個重禮的社會。 如果我們的社會重禮,外國遊客來到我們的地方,也會感到十分舒服。 我們需要一個充滿陽光、充滿笑臉的社會! 無論如何,禮是一種外在行為表現,本身無善無惡。善在於我們善用它,使中國人成為禮儀之邦;惡在於我們流於表面,使中國人成為虛偽的群體。 《禮記》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記:曲禮上) 鸚鵡能夠說人的話,仍然是飛鳥;猩猩能說人的話,仍然是禽獸。如果人沒有禮,不是和禽獸差不多嗎?所以聖人出來,就用禮去教導人,使人人懂禮,知道自己和禽獸不同。 差等之愛 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特色就是重視孝悌的倫理關係。 有些中國人重視倫理關係和關心親族的利益,到了極端的地步,他們甚至會犧牲公眾的利益來滿足自己家族的利益。然而這種愛有差等的原則,只是基於現實的需要,是次一等的境界。中國人追求的理想世界,原來也是一個沒有等級,男女老幼都能和諧地一起生活的大同世界。 只有當這理想不能落實於現實世界時,人們才退而求其次,各人孝敬自己的父母,愛護自己的子女,為自己的利益而爭取。所以《禮記》禮運篇說: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現在大道已經隱沒了,天下變為一家所私有,各人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愛撫自己的子女,貨物和勞動都是為了自己。 其實《禮運》篇的前部,原本說出了大同的理想,那是「大道」可以實行的時候。那時是「天下為公」的,後來大道式微了,才只好「天下為家」;那時是「人不獨親其親」的,現在只好「各親其親」了。而貨力為「他人」的理想,最後也就變成了「貨力為己」。 這種傳統是務實的。正如聖經也指出:人不能愛那看得見的弟兄,怎能愛那看不見的天主呢?(若一4:20)同一原理,若我們只高談愛普世的人,卻對身邊的家人漠不關心,這種愛亦不過是空洞的說話而已。 當我們繼承了這種重倫理關係的傳統時,一方面我們要好好地發揮傳統的美德,尊敬父母,愛護弟妹。例如當我們外出時,先向父母交待清楚,好讓父母不用為我們擔心,這不是麻煩,而是孝道;當父母生日時,我們奉上一點禮物,這不是老套,而是孝心。 另一方面,香港既已是一個富裕的城市,我們即使不可能走進大同世界,也當往這個方向靠近一點,多作一點關懷大眾的事,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有人情味。例如賣旗日樂於花一點錢買旗,或充當一些慈善團體的義工等。越多人肯這樣做,香港也就越接近大同世界的理想。 向裡用力的人生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以倫理為中心,以修身為起點的文化。講求的是安定和諧,天人合一;嚮往的是一個大家一團和氣,無爭無訟(不必打官司)的社會。 為了達到這目的,所以要講名分、重秩序,大家盡好自己的本分,做到君要似君,臣要似臣,父要盡父職,子要盡子職。這樣,整個社會就會進入和諧、合一的境界。 但這一切要從什麼地方開始呢?從自己開始!這就產生了《大學》上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 從自己開始,也就是從「修身」開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謂: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 )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 君子追求根本的修養,根本確立了,「道」就會產生出來。 上自天子,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應以修身為最根本的修養。 這種修身是要「向裡用力」的,即要不斷的自我要求。有問題了,首先就要問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中庸》引述孔子的話說: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 君子有四種「道」,我一樣都未能做到。把所要求於兒子的,先拿出來對待自己的父親,我未能做到;把所要求於朋友的,先拿出來對待自己的朋友,我未能做到。 這是一種典型的講義務而不講權利的文化,這當然不利於個體發展,或人權思想的確立。但環顧今日,世人只強調人權、個人自由,不也是矯枉過正嗎? 如果中國人這種「向裡用力」的精神,能配合今天的個體發展和個人的權利,不是更有助於建立一個均衡的、健康的、照顧到各方需要的、安定和諧的社會嗎? 倫理輔助宗教,宗教發揚倫理 中國人很有宗教感,但似乎已把宗教「倫理化」了。即是說,中國文化既然重視倫理,那麼,宗教也該為倫理服務,以建設一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社會。 這是很典型的「人文宗教」。 儒家認為倫理和宗教的關係是: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即是說,天地要交融,天人要配合,宗教人士要腳踏實地、正視人生,並上體天心,以天之心為心,以天之意去豐富自己的生命,去裨益眾生的生命。 所以當孔子在《論語》的學而篇中,說要「慎終追遠」時,其實他想要的是「民德歸厚」。 中國人以孝治天下,孔子認為如果人人能夠謹慎地面對父母的死亡(慎終),又能夠追念遠代的祖先(追遠),他就一定能夠好好地對待仍然生存的父母,這樣,社會的風俗就會變得忠厚樸實,老百姓的孝心就會更大,社會也就會更加安定了。 此外,中國人的敬禮對象有三:尊天、敬祖、崇德報功。 尊天和敬祖,都是中國人飲水思源,報本返始精神的流露。萬物由天而來,人由祖先而來,我們為什麼不能尊敬,甚至去「拜」呢?當基督徒認為中國人對祖先的敬禮是「迷信」的時候,中國人卻把基督徒對祖先的冷漠,看成是數典忘祖。這是雙方很大的誤會。 幸好,天主教自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已明確宣稱,中國人對祖先的敬禮是一種孝思,而非迷信。所以今日也有不少天主教堂在春節時,舉行「祭祖」的儀式,以表達對先人的敬意和懷念。 崇德報功也是中國宗教精神的特點。對於功在社稷的人,或一些有高尚道德的人,例如關公的「義薄雲天」,中國人也會拜一拜。這其實不過也是中國人對這些偉人的功德的感念而已,絕非基督宗教意義下的「拜邪神」! 在這種意義下,中國老百姓那種連老樹和巨石都拜一拜的作風,我們也可以視之為僅是對大自然的崇敬,而不是把老樹和巨石當作「至上神」,或把老樹和巨石當作造物主看待;這種態度也許對我們的「環保」精神還有一點幫助呢! 中國文化的弱點:民主與科學 中國有以民為本的精神,但沒有發展出一套民主制度;中國人十分聰明,而且有歷史上四大發明的創舉,但未能建立完備而穩固的科學傳統。為什麼呢? 不錯,孟子在《盡心下》確曾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百姓最為重要,土穀之神為次,君主為輕),但真正的現實是,中國幾千年來行的都是君主專制,而非民主! 中國文化在政治上的主流,本質上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力架構。中國整個社會,由皇帝到人民,由官吏到百姓,由父母到子女,都強調單方向的服從。在這個以倫常、名分、統序、服從等等為主流的社會中,怎麼能發展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呢?又那能容得下充滿爭辯、衝突甚至對抗的議會文化呢? 中國人又相信「內聖」可以「外王」,是聖賢就可以掌握權力,替天行道,為蒼生造福。而民主的精神,則在於可以、而且應該節制權力,因為「權力腐朽;而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朽」。 如果再加上前面所說的,中國文化重視「向裡用力」,而不重視爭取個人的權利,那麼就更難發展以個人或個體為重心的「民主」制度了。 在科學上也是這樣。中國文化一般在說理時都不太明確,讓人有玄之又玄,奧妙莫測的感覺;在觀念上也有很強的跳躍性,不易落實。再加上中國文化不注重抽象概念和思想系統,所以便很難發展科學。 所以儘管中國有占星術,卻沒有天文學;有煉丹術,卻沒有化學;對人有極深的了解,卻沒有心理學;對大自然觀察入微,卻沒有生物學、地理學或地質學。我們的祖先發明了火藥,卻似乎只會造煙花;發明了風箏,卻造不出飛機來! 西方希臘的哲學,名字本身就叫「愛智」(Philo-sophia),是對知識的熱切追尋,對知識本身的探討。而中國文化呢?竟可以出現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王陽明的「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等甚有禪味的話。 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意思是說:為人子弟的,在家要孝順父母,外出要敬愛兄長,行為要謹慎,說話要有信用,博愛大眾,親近有仁德的人。這樣躬行實踐之後,有賸餘力量,就去學習文獻。孔子的這種主張,正是教人先學好生活,才講求學問、知識。 中國文化在這方面當然有其優點,好好地做人,總該是求學的最終目的。但這樣一來,中國人對知識本身的鑽研,就不免有所忽略了。而知識、知識系統、抽象概念、求真精神等等,卻是發展科學不可少的條件。 中國文化求善,西方文化求真,各有各的長處。我們應當在重視生活的同時,也多花心思去思考,去鑽研學問,這樣我們才能發展我們的科學。 聖經和天主教對文化的態度 伯多祿遂開口說:「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義的人,都是他所中悅的。」(宗10:34-435) 「人只有通過文化,才能成為完美而真正的人;而文化則是用來培育人性優點及價值的。」(梵二現代憲章53) 「文化有助提高人類對於真、善、美的理解力,對於普遍價值的判斷力,使人的心神更能擺脫世物的奴役,便於認識天主聖言。」(梵二現代憲章57) 這三段文字告訴我們,聖經和天主教的傳統,都十分重視和肯定文化的價值和貢獻。 作為中國人,我們要發揚我們自己的文化,一方面發揮文化中的優點,另一方面則淨化,甚至除去文化中的缺點,使中國文化在這個多元化、多文化的世界中,放出異彩。 人權自由民主 人權、自由、民主,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內容。不過這三個概念是彼此關連,互相緊扣的,缺少了任何一環,都會影響其他兩環。 人權是一個發展中的理想,人類社會越發展,我們發現我們所擁有的人權也越大、越多;自由較為相對,它必須輔以義務和責任,才更完整;民主可說是保障人權和自由的重要方法。但我們還須跳出自己的個人和群體,檢視我們所追求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人權、自由和民主,並使這三者都能跨越時空的限制,而惠及這地球村上的所有人和每一個人。 上述人權、自由、民主三個概念,都是近代社會爭論最多,最不能取得共識的概念。不同的社會、國家、宗教和文化,對這三個概念都有不同的看法、解釋和實踐方法,也建立了不同的傳統。 這些不同的觀點和解釋,有時甚至是南轅北轍,互相矛盾的! 在這個短短單元中,我們當然不可能把這些所有道理一一說清,也不準備給這些問題一個圓滿的答案。本單元的任務,只在給各同學提供一個觀點,特別是從跨宗教、跨文化、跨政治的角度,去看看我們的社會為什麼需要這一切,我們又可以怎樣準備自己,去建設一個真正擁有人權和自的民主社會,並以新的態度,去迎接這個新時代的來臨。 人權 人權是一種文化,是我們——尤其是現代人的——的一種信念和堅持:我們相信我們擁有一些屬於我們作為「人」的權利,這些權利源自我們對自身尊嚴和價值的肯定。缺少了這些權利,我們就不是「圓滿的人」。 這些權利不是別人恩賜給我的,而是我們本有、本來就屬於我們、與生俱來的;或者用宗教的術語來說,這是「天賦的」。所以我們說「天賦人權」。 如果是天賦人權,那麼便應當是人人擁有,不容剝奪,更不應受種族、性別、年齡、宗教、社會地位、智商、能力、財富,或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 在人類歷史上,總有一些個人或一些群體凌駕在別的個人或別的群體之上,作威作福,任意踐踏。隨著民智的普遍開啟和人類自我意識的整體性提高,人權思想於是萌芽和發展。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後通過的《民權宣言》,和美國於一七九一年通過的《民權法案》,可說是歷史上成文的「人權法」。 近代世界的兩次大戰,導致處處民不聊生,使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人權容易受到踐踏和傷害。所以聯合國在一九四八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這宣言的原則後來變為具體的法律條文,就產生了一九七六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除了這兩條人權公約外,國際上還有國際勞工公約,消除對婦女、兒童歧視的公約;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反對歧視的法律。這些都是保障人權的重要發展。 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這條法律是對《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一個重要補充,使香港的人權,得到更多一重的保障。 人權大約可分兩種,一種是公民及政治權(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另一種是經濟、社會、文化權(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前者屬保護性人權,後者屬發展性人權。 *保護性人權—— 保護性人權的作用,是使個人的行為、生活計劃和合理的自由活動,不受他人的阻撓;並藉選舉方法,及其他政治參與途徑,作為防範這些阻撓的一重政治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重要條款,都有這種保護作用。例如: 1. 人人皆有天賦的生存權,這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任何人的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第六條) 2. 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無理逮捕拘禁。(第九條) 3. 人人享有思想、信念及宗教的自由。(第十八條) 4. 人人享有選舉權及被選權,並可參與公共事務。(第廿五條) 5.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第廿六條) *發展性人權—— 發展性人權旨在提高個人及群體生活素質,使經濟、社會、文化資源能較平等地分配給所有人和每一個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許多條款,都屬發展性的人權。例如: 1. 人人有權自由選擇工作,並享有公正及良好的工作條件;不論性別,均應享有同工同酬的權利。(第六及第七條) 2. 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第九條) 3. 人人有權獲得為其個人及其家屬享有的相當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屋,並不斷改善其生活條。(第十一條) 4. 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第十二條) 5. 人人有受教育的權利,並有權參加文化生活。(第十三及第十五條) *人權的爭取—— 人權必須爭取才能獲得。理由很簡單,因為世上總有些人比別的人強一些,而強者主導是必然的趨勢,他們會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忽略或甚至踐踏了別人的人權。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才能獲得那些原屬於我們的權利。 要爭取權利,必須有捨我其誰的主體意識,並具備大無畏的道德勇氣。 孟子那種「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意識,就是一種主體意識︰別人(例如趙孟)能抬舉你,也就能貶低你;我們不必怕別人的壓迫,也不必靠別人的施與。如果我們要,我們就要自己爭取。 要爭取時,孟子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就是勇氣。而孔子所謂「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也是這種大無畏道德勇氣的表現。 中國古人沒有強調人權,但他們的人格、精神和道道勇氣,卻是我們今天爭取人權的必備條件。 自由 自由也是十分具爭議性的概念。它的內容很難介定,也很難令所有人滿意。 試想一想:在維持課室秩序和學生的自發活動之間;在父母教導和子女成長之間;在政府維護社會治安和市民的自由表達之間,其中的矛盾而對立的關係,是多麼複雜?可見自由是一個多麼難有共識的概念。 「自由」是一九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中所提出的三大口號之一,與「平等」、「博愛」並列。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其目的也是「在求中國國之自由平等」。今日西方追求的民主,其實真正的名稱也是「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 自由對今日的人是那樣重要,所以才有人說:「不自由,毋寧死」! 自由面面觀 提到自由,少不免牽涉到個人和集體的關係。究竟是個人自由重要?或者是集體利益重要? 再進一步來說,我們還可以提出國家性的、甚至世界性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上,不強國有更大的自由嗎?不是強國的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嗎?不是只有強國的人民才能夠擁有更多的言論、遷徙、旅行等等的自由嗎? 如何使自己的國家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是許多第三世界社會改革者的理想。孫中山先生在遺囑上,念念不忘的,也是希望中國能自主地、自由地「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當然,我們也可以討論,是個人心靈自由較重要,或者是制度層面上的自由較重要?沒有制度上的保障,自由可能嗎?又如果沒有心靈自由,這個廣大無邊的世界,還不一樣是個束縛生命的枷鎖? 其實,社會整體的自由也是和人民普方的修養或者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和道德風氣有關的。當人人都能自動守法,或者自覺地尊重別——尤其是陌生人時,一個社會所容許的自由也將越大。 負面自由和正面自由 負面自由是免於(Free from)被強制(coercion)的自由,即從某種束縛解脫出來。 例如不能禁止我轉業,不能禁止我看某部電影,不能禁止我對時局有某種看法,不能禁止我去某處旅行,不能禁止我和某人結婚……。 但這一切都不是絕對的。例如:如果我是獲得某種資助或獎學金去讀書,並訂明畢業後要先為該贊助我的機構工作若干年,其間我便沒有隨便轉工的自由,除非我有適當賠償。又如果我未到法律上的適婚年齡,我根本就不能結婚等等。 正面自由是指能夠朝自己所抉擇的目標而進發的自由。有自由去做,即英語所謂Free to,這假設當事人能夠去做「抉擇」,「自由地」去做這抉擇。 在討論這種正面自由時,我們要平衡兩種因素:一是主觀因素,一是客觀因素。 自由基本上是一種個人的主觀感受:只要個人不覺得被剝奪了自由,他就是自由的,旁人怎樣判斷他處的狀態,都不能改變這點;反而若有人強行改這狀態,就是侵犯當事者的自由。 例如:政府不能說,由於物欲使人不自由,所以「為了你的自由」的緣故,政府要剝奪你的財產;又或者,有人為了「使你的精神不受污染而使你有更大的心靈自由」,因而禁止你看某本書,這便是侵犯了你的自由。 當然,客觀因素也是同樣重要的。一個理想的環境,一個道德水準高的社會,或在一個互相尊重的文化中,當人人都有良好的教育,大家都有公平的機會時……,這一切,都可以使人有更大的自由。 管子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就是說有些人類追求的理想,是必須有最基本的物質條件相伴,才可以成為事實的。 自由和責任 除此之外,追求自由的人,也要負上責任,尤其要承擔自由行為所導致的後果,和所造成的影響。因為自由本身應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有人戲言:「今天一隻蝴蝶在這裡搧動一下翅膀,十年後的某處就會產生一個颱風!」這當然是絕對誇張,但並非全沒理由。因為任何今日的「果」,都是由無數昨日的「因」所種下的。可見我們的自由行為,確實可以有嚴重的後果。 面對「自由」這個大題目,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我們要創造有大自由的環境,並努力去追求個人的自由;要尋求自己的自由,也要尊重別人的自由;要爭取個人自由,也要爭取國家、民族的自由;要有物質的自由,也要有心靈的自由;要追求自由,也要承擔責任……,這是自由的真義,這也是我們的公民使命。 民主 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人民素質、一種文化。民主制度培養民主人民,民主人民支持、延續、深化民主制度。 民主也同樣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下面只是突出一些重點,使我們作為負責任的公民,能知道如何導引或要求我們的社會,走上民主之路。 權力來源—— 在民主國家中,人們相信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也要向人民負責、向人民交代(Accountability)。 國家元首或行政長官在電視機前,面向廣大群眾,向全體市民解釋政策,回答市民或記者的詢問,這些都是民主社會的執政者向人民「交代」的方式之一。 行政機關回答由人民選出的立法機關的質詢,也是問責的一種方。 民意的表達—— 要向人民負責,就必須了解人民的意願,這就是民意。民意的表達必須能公開而自由,否則便不是真正的民意。 民意的表達可以由人民享有的四大自由去保障: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有了這四大自由,人民才能自由地表達所想的和所要的。而保障這四大自由,又要靠一個獨立的司法機關——一個不受執政者控制的司法機關。否則,執政者很易控制民意,甚至假造民意。 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 立法機關是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由民意產生,代表人民,具有決策的權力。立法機關通常經由全體有選舉資格的公民,以選舉產生。 這個選舉必須是秘密的(secret),不受強制的(uncoerced),沒有貪污成分的(uncorrupt);而整個選舉過程,又必須是公開、公平和公正的。 有條件的民主—— 民主政體是一種制約性或有條件性的民主(qualified democracy),它的政府是一個有限度的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它不能擁有無限的或絕對的權力。民主遊戲規則中的所謂「以多數取決」,也是一個有限度的大多數(qualified majority),意思是,它不可以變成大多數人的極權,或大多數人的暴政。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有一個多元化的政府,一個容忍的政權。在這個多元化的、容忍的社會中,少數人的合理意願也應受到尊重,而且還應有發展成為大多數的機會。 社會性、經濟與政治性的制—— 賀伯(Hobbes)說︰「自由就是把權力分割開來」(Liberty is power cut into pieces);權力適當地被分割了,大眾才會有自由。 制衡是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因素,沒有制衡,權力就會慢慢擴張、獨斷、腐化,即所謂「權力腐朽,而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朽。」 社會性、經濟性的制衡力量,來自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有多元化的民間團體存在;而利益不一致的團體之間的實力,又不致太懸殊,彼此可以互相制衡;合在一起,又可以具有足夠制衡政府的力量。 政治性的制衡,在於政府權力的分立。一般來說,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的「三權分立」。此外,還有上議院和下議院的分立,或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分立,或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分立……。 總之,制衡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互相牽制,使權力得以分散,不同意見得以表達,不同利益得以獲得照顧,人民的合理自由得到保障,使國家真正成為全體人民和每一個個人的國家。 人權、自由、民主之外 在談人權、自由、民主時,我們不注意到一個十分普遍而嚴重的問題,就是這些理想一直都未能跨越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的界限,而獲得普遍的發展,使全人類都能「同步」地邁向民主和自由,使全人類都擁有自己的人權。 世界各國各族仍有強、弱的分別,有在世界權力核心和在權力邊緣的分別,有全國生活水準極高和全國陷在饑餓甚至解體邊緣的分別。 在歷史上,中國漢人沒有充分照顧其他少數民族;歐美在他們的殖民歷史中,欠下了第三世界數不清的血債、經濟債和文化債;各大小宗教也很少能和平共存,有時甚至連「神」也被利用來作為在神的子民間骨肉相殘的藉口……。 今日的世界,仍然是一個強國佔盡優勢,而弱國只能仰他人鼻息而生存的局面。富國人民,也很有可能在手持香檳,看著電視新聞中的窮國人民集體饑死時,而無動於衷。 在自由、民主、人權之外,我們仍需要仁愛和正義——國際的正義、全體人類的手足之愛,讓世界的發展能真正惠及在這地球村上生活著的所有人和每一個人。 中國古人「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甚至桃花源式的夢想,其實就是向著這個方向而進發的。 聖經所說的默西亞時代、天國、新天新地,更是要建設這樣的一個理想世界。 下面引用的一些中國文學和聖經章節,都在刻劃著這樣的一個夢境,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堅持這個夢,這便有可能不只是個夢。正如一位無名的孟拉詩人所說:「一個人作夢,它始終是夢;兩個人作夢,就會夢境成真。」 讓我們一起作這個大同夢!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大同篇) 豺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牛犢和幼獅一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人。(依11:6 – 9) 隨後,我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我聽見由寶座那裡有一巨大聲音說:「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默21:1, 3 – 5) 環球教育,放眼世界 一個不平衡的世界 求學是為了學做人,做一個百分百的人。 按孔子的價值優次,一個人求學,本來就是為了做人。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1:6)意思是:青年學子,必須先學習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誠實可信、博愛大眾、親近賢人,這些都是做人之道,按著這些做人的大道理去實踐以後,才去學習文章、求取知識。 我們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一個特定的國家中,所以我們也要學習去做一個百分百的市民,一個百分百的公民。 學校如果只教我們謀生的技能,而未能讓我們明白生命的意義,那麼,學校的教育工作還未算全部完成。而老師除了是傳授我們學問的「經師」外,也必須是一個陪伴我們走人生之路的「人師」,因為老師正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但學問必須和生命有關,理論也不能脫離生活,所以做人也必須在一個真真實實的世界中去做。這個我們生存於其中的世界,就是我們完成我們生命的場所。 我們要學習去愛這個世界,認識這個世界,學習以正確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 但我們的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 一九六零年初期,天主教召開了它的第廿一次大公會議,稱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會議中有一份重要文件,稱為《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簡稱「現代」)。該憲章的第四、八、十節對我們今日的世界,和對現代人的處境、煩惱、焦慮、矛盾、不平衡等,都有很深刻的描寫。下面是它內容的大綱: 人類的進步 | 面對的困境 | 1.科技發達 2.懂得心理規律 3.擁有大量財富 4.嚮往自由 5.渴求世界統一 6.渴求世界和平 7.很能處理目前問題 8.宗教生活似乎活潑 9.處身廣大的群體中 10.事物趨向專門化 11.人類好似大有作為 12.可能行至大的善 13.可以走向自由 14.可以走上進步、友愛之途 | 1.但未必全為「人」服務 2.但未必能處理自身問題 3.但仍有廣泛的貧困、饑餓 4.但出現了新式的奴役,即社會與心靈的奴役 5.但仍有嚴重的分裂和敵對 6.但常在滅絕全人類的戰爭陰影下 7.但未來方向模糊 8.但離開宗教的人亦日漸增多 9.但失卻個人的思考和靜觀時間 10.但失卻了對全局的兼顧 11.卻又好似柔弱無能 12.但亦可能做最壞的惡 13.但亦可以走向奴役 14.但亦可以走上墮落、仇恨之途 | 15.物質生活發達 | 15.但精神生活落後 | 看到上述的分析,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前途嗎?我們可以活得更快樂嗎?戰爭可以徹底消滅嗎?永久的和平可以達致嗎?世界大同有可能嗎?我們面對著這樣的一個世界,又能夠作什麼? 我們對世界、對人生的態度,和我們的世界觀很有關係。 不同的人會看到不同的世界,因為我們會戴上不同的眼鏡,站在不同的地方去看世界。在下面,我們嘗試邀請同學們去用不同的眼睛、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我們共同生活於其中的世界。 全球一體化的萌芽 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隨著科技和經濟的急促發展,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歷史中從沒有出現過的「文明」和「富饒」的年代,並且同時邁進了一個「一體化」的新紀元,即一個各種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等都呈現大融合趨勢的新時代。 在這個小小的地球村裡,當你饑渴時,你到處可以找到可樂、麥當勞;當你開車時,你在世界各處都可以找到加德士、Shell等跨國加油站;在各種衣裳的款式中總有牛仔式的衣褲;一打開收音機,你隨時可以聽到歐西流行歌曲;天上的飛機大大縮短了地理上的矩離;極有效率的商業活動,能把世界各地的名產運到各處,讓我們可以享受這個大地豐盛的出產……。 這個世界真的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大家都在極短的距離中接觸、交往。一個地方繁榮,可以帶動另一個地方進步;相反地,一個國家在經濟上患了感冒,另一個國家就可能患上肺炎了。九八年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就是一個顯例。 如果我們懂得把握這個時代給我們的一切,我們是可以活得很快樂的,甚至比我們的祖先更快樂。然而,我們並不都感到快樂,更不能說一定比我們的祖先更快樂! 在這個「一體化」的概念元素中,亦有論者提出了「二元論」或甚至「多元論」,認為「一體化」概念的形成,是人類在歷史發展中不斷靠攏同時亦不斷疏離的互動的結果。因為今天的世界,也可以被解釋為是二元或多元向一元的靠攏,比一元向二元或多元的擴散更多一些,因而使一元產生了較強的效應而已。 世界是在逐漸走近?或在漸行漸遠?要看我們怎樣回應這個世界的最新形勢而定。回應得好,就是全人類之福;回應得不好,就大禍將至了。 一體化是什麼? 世界和人類「一體化」的概念,建基於用較宏觀的角度看人類世界。但其實,一體化本來就是古今中外許多人的夢想。中國先民對天人合一的嚮往,對民胞物與的執著,對桃花源夢境的追求,都表達了對這種人類「一體化」的渴望。 從遺傳及生理角度而言,人類的個別相同處似較相異處為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各國、各族的人民,似乎正朝著同一方向發展,相互間的差異漸減,最終達至融合。 在生存便是一切的大前題下,不論何時何地,各種形式的靠攏現象??包括個人的、組織性的或國家層面的??都曾經出現過。如經濟上的亞太經合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軍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前華沙公約國組織;政治上的歐洲聯盟等等,都是較明顯由多元走向一體的例子。 在蘇聯解體的「後冷戰時代」,不僅美、俄需要和解,不僅美日需要「安保條約」,美、日、中三國也需要成為盟友,甚至要建立起中、美、日、加拿大、俄羅斯、南韓等的「北太平洋條約組織」的夥伴關係。亞洲國家如果要有效地保衛自己的金融市場,恐怕也要有某種聯防的機制。這就是「一體化」的趨勢。 連二、三千年前我國戰國時代秦、齊、楚、燕等七國之間的「合縱連橫」,不外也是靠攏和分離間的一種角力,多元化與一體化之間的比拼。 在靠攏過程中的各組織之出現,當然是因為各參與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利益,透過這些組織,各成員便可保障或擴張各自的利益。然而,任何利益均需付出代價,在參與的同時,成員既是組織的一員,自然需要承擔作為一名成員的義務,才能得到權利。 這是一種利益上的交換,同時亦是一種主權上的喪失,包括各種權力,如政策制訂權、執行權和管治權等。 因此,靠攏現象的出現可說是建基於某種需求,這種需求可以是大至如政治、經濟和民生的需求,甚或小至如音樂和藝術的交流互補,大家都設法互相靠攏,並在靠攏過程中,互相得益。 但隨著需求的逐漸得到滿足,靠攏的程度和向性亦有所改變。發展至極端的情況,靠攏元素消減殆盡(即各種需求已獲得滿足,需求已降至零),疏離元素便會開始抬頭。西歐各國在二次大戰後要聯合起來對抗蘇聯,不得不向美國靠攏。但蘇聯解體後,西歐再無安全上的顧慮,所以便不時和美國鬧予盾,甚至在不少國際問題上都不再賣美國的賬。 一體化與多元和衝突 雖然人類在宏觀的角度下有很多共通點,但在語言、民俗、社會、種族、資源和國家體制,甚至宗教等微觀方面,卻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就造成了各種衝突,而使世界陷入了重重危機。這些危機一旦處理不當,還可能產生戰爭,而使人類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讓我們逐一察看這些可能導致疏離和分裂的元素。 語言的一體與多元 語言是一種用來溝通的工具,但操不同語言的人,卻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彼此很難溝通。 今天,漢語、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都是最多人說的語言,尤其英語,更是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都用來去和別國、別族的人溝通的工具,在電腦的應用上,它更獨霸了大半個天下。它實際上已變成了一種世界語。 但語言也可以被利用作為一種統治或壓迫的政治工具,這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例如台灣由於在政治上有統獨之爭(即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統一或分離),故不理會在台灣本土有大量操客家語的台灣人,而以閔南語作為台灣語;香港過去由於其殖民地的身分,而有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的傳統等都是。 因此,即使英語是國際通用的語言,可以成為融合各國、各族人民的工具,但它的排他性,卻可使非主流語言的地位下降,並使操少數語言的人深感不平。加拿大的法語區一直都想脫離以英語為主的加拿大而獨立,就是明顯的例子。 如何使少數族群減少疏離感和被壓迫感,是現代政治的主要課題。香港天主教在公民教育上強調培養香港學生的三重身分—香港人、中國人、世界人;並主張兩文三語—粵語、普通話、英語,就是一個好的方向。這使我們既能扎根本地,又能胸懷祖國,更可放眼世界,使我們能找回自己、肯定自己,又能投入這個世界的大家庭,活出一種既獨立而又共融的豐富的生命。 但更難的還是如何使強者明白弱者。例如操主流語言的人,也能略懂一兩種其他的語言,或至少對別人的「口音」不要加以歧視。香港學生會歧視那些有鄉音的新移民,美國人或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對學習第二語言沒有那麼熱衷,都不是好現象。這對明白、接納、欣賞另一種思想和文化,總是一個重要的障礙。西方人和伊斯蘭國家世世代代的誤解和衝突,多少都和西方人不明白伊斯蘭國家的文字、思想、文化有關。 種族、文化的一體與多元 膚色是種族差異上最明顯的表徵。這種差異本來只是生理上對生存環境的一種適應和配合,不含優劣的因素。可是,當某一種族在世界舞台上佔著領導位置時,其他種族的膚色、語言、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便被視為次一等,而受到歧視、壓制、侮辱甚或消滅。 在歷史上,美國南部和南非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美洲的黑奴制度,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及南斯拉夫解體後的種族屠殺行動等,均反映了因種族差異而形成的疏離所導至的後果。 在文化層面上,這種情況也是同樣嚴重的。各國和各民族因應環境需要而發展出的一套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和價值觀,都有悠久的歷史,亦有把人民凝聚起來的社會功能。人們在這裡生活,找到自己,以自己的身分而自豪。 但在世界的舞台上,必然存在著大、小文化之分,而在同一的國家內,也存在著主流文化和次文化,大種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之別。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因此少數的種族和文化便經常產生反抗心理。回教徒對西方基督文化的反感,甚至法國人抗拒英語文化的入侵,都基於同一的理由。 世界的一體與共融,必須以互相尊重為最大的前提,其實這亦是使這個世界變得更豐富和更美麗的唯一方法! 中國文化中有強調以德服人,和以大事小的,如果真能做到這點,那麼世界的紛爭便可減去大半了。 國家的一體與多元 有人說國家是世界一體化的最大障礙。因為語言、民俗、文化和種族均是疏離的元素,而國家便是一個能夠把這一切疏離元素凝結起來的單位,因此它必然也是一個超級的疏離元素。 國家單位之出現是基於一種自我保障及排他的觀念。世界上資源的流動性很低,甚或不能流動,而資源卻是不平均地分佈於世界各地。例如,有些地方農作物豐富,卻缺少礦物;有些地方有大量的銅,卻沒有鐵。在尋求有利的生存條件下,各國和各族人民於是劃地為界,以武力和各種措施去阻擋別國和別族人民勢力的進入,以圖保障本地的人民和本地的利益。這就是所謂行使國家的主權。 此外,在大部分國家均實行旅客入境簽證的制度下,要到別國生活和工作的困難很大,有時,弱國的人民連要去別國旅遊都不容易。 所以,人民間的交流、共融和合一,便因此成了純粹的理想或幻想。 國家之間因領土或主權的紛爭而發動戰爭的事例不勝枚舉,在公海或未有主權歸屬的地區(如南極洲),其資源的開發亦引發了不少國際紛爭。因此,主權國概念如果得不到改善,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亦必受到這一超級的疏離元素所牽制,而不能進一步發展。 有一次有個楚國人丟了一把弓,感到很遺憾。有個路人告訴他,你這個楚國人丟了弓,不是另一個楚國人拾去了嗎?有什麼好遺憾的呢?有人就說這個路人的胸襟很廣。孔子聽了卻說:說有人拾去就夠了,何必一定要由楚國人拾去才感無憾呢?這是孔子打破當時國家觀念和界限的一個例子。 「東西」與「南北」的一體與多元 今日世界的大勢可以用東、西、南、北四個字來概括。 「東西」代表的是意識型態的對立。從前主要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的對立。在蘇聯集團瓦解後,各國在思想上的對立並未解除,突顯出來的,是在信仰基督宗教和信仰回教的信徒之間,那種世世代代難於解開的結。這個結以中東的問題表現得最清楚,以色列和巴肋斯坦的問題是其中最明顯的一部分。 「南北」代表的是貧富之間的對立,是有錢的、已發展的北半球國家,和發展中的、赤貧的南方國家的對立。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的圖來表示,圖一的世界地圖確實存在著一條貧窮線,而圖二則顯出地球上的人口和資源的分配是多麼的不平均:大部分人只擁有少數的資源,而少數人則佔盡了地球上的大部分東西! 根據九八年九月聯合國一項就全球貧富不均現象進行的調查顯示,全球三個最富有的人加起來的財富,超過世上四十八個窮國的財富,多麼厲害! ★兩個圖★ 如果我們對上述情況不加注意,和不設法解決,世界的和平是永不可能出現的。 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曾因應需要而交替地出現了靠攏和疏離的關係,導致了國家的合併和分裂,也成了和平或戰爭的關鍵。人類在不斷追求和平的努力中,仍逃不過戰爭的厄運。 今天我們要再問一問,究竟宗教在這方面是否能有特別的貢獻呢? 宗教的一體與多元 中世紀時,天主教本來是歐洲共融統一的象徵和工具。但自中世紀以後,宗教的紛爭亦演變成為政治的紛爭,並從以歐洲為中心的地區轉移至中東甚至東亞地區,使得世界各國均受其影響。 歐洲的宗教改革使統一的力量??宗教,演變為一種分化的因素,後來的北愛爾蘭問題多少都與這種宗教糾紛有關。由印度獨立而衍生出來的宗教紛爭,更引發了最大規模的仇殺,最終導至國家的分裂和再分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東亞地區原有很多宗教,但號稱大公的基督宗教來到這裡以後,卻被不少國家視為洋教,而且有時還被這些國家誤以為是西方侵略的一部分。 基督宗教的貢獻 其實,基督宗教本質上是大公的,也有助於人類真正的「一體化」,最終達至共融合一。 雖然今日仍有不少具有強烈排他傾向的基督信徒,但聖經本身卻真的給人類提供了一體化的基礎。理由是: 一、聖經的神是萬民之神,是眾人之父。他不屬於一個民族,不由任何一個單一的宗教所擁有。事實上,天主創造人,就是為了讓所有人和每一個人分享他的永恆真生命,「他願意所有人都得救。」(弟前2:4) 二、聖經以「愛」為至高無上的標準,並以愛等同於神:「因為天主是愛」(若一4:8)。耶穌也認為愛是作他門徒的標記:「如果你們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13:35) 三、所以聖經要求的是愛的行為,尤其要愛那些邊緣人、弱小者、不可愛的人、沒有人愛的人。基督自己曾宣佈,誰對這些弱小者所做的一切,就是對他所做的。(參考瑪25:31-46) 因此,天主教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致力推行宗教上的大公運動和合一運動,不單以求同存異的方式,面對一切的分歧,還要互相學習,以求彼此的豐富;在行動上更以合作為主,然後才進到各自的異點和特點中。 已故教宗保祿六世在推行合一中,提倡用「交談」的方法去達到目的。他認為交談的重點是「坦誠地講,謙虛地聽」,如果各民族、文化和各宗教都能做到這點,世界大同指日可待。 中西文化的互補 在二十世末廿一世紀初這個世紀之交的時候,不少有識之士都曾嘗試去抓緊時機,回顧人類走過的漫長歷史道路,為當代把脈,從而預測廿一世紀文明的發展勢。當時的論者都活像具有先知的慧眼,似乎看未來的遠景。 身為香港的中國人,我們自然也應該嘗試去思考一下這個跨世紀問題,以幫助我們滿懷信心地開創一個全新的、屬於我們的時代。 香港人有中華文化作根,也在一個世界性的大都會中成長,有機會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文化,更受過西方文明的洗禮。我們似乎有更多的先天性優越條件,使我們能思考一下中、西文化的問題,和思考它們之間的異同、矛盾、衝突、和互補之處。 在這方面,大般有兩種看法︰ 衝突論︰ 有一種看法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將會影響廿一世紀的政治,尤其東西方的文化(這裡的「東方」特別指的是中華文化),將會在廿一紀作近距離的較量。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世界的主要文明將不斷發生衝突,並以優勝劣敗、汰弱留強的方式進行整合。這種衝突必然會影響世界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展。 互動論︰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東方文化,尤其是中華文化中的儒學精神,因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而自我更新和蛻變,反過來亦將對未來的世界作出較大的貢獻。而中華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亦因相同原因而將對世界,特別是對西方經濟發達的國家,產生越大的影響。因此,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尤其是以良性的互動為主旋律。 中西文化的良性互動 持衝突論觀點的人,大多只看到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衝突或不相容之處,而沒有覺察到它們之間的相互吸引和相互影響。 其實,不同文化體系之間既有衝撞,也有融合。任何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真實接觸,都會構成相互的影響,彼此產生微妙的變化。無庸諱言,今日的世界已是為西方文化所主導,但即使那些視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為優越的人,亦不得不承認,今日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如核戰危機、環境污染、人際關係的疏離等等,正是由西方文明引起的。所以西方文明實在需要別的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的補足,而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生存和發展,不在於汰弱留強,而在於彼此的接觸、吸收、整合、和自我轉化與提昇。 持第二種觀點,即認為東西方文化將作良性互動的人,則認為亞洲己有一些國家在他們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建設了自己的國家,他們充分考慮到自已國家的特色和傳統,沒有盲目地照搬西方的一套,從而逐漸建立起自已完備而能持續發展的社會模式。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不約而同大都受過儒學的薰陶,而儒家的精神,確實亦在這些所謂的「筷子國家」或地區中(包括中、台、港、澳、日、韓、星,和其他東南亞的國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這些國家的發展和成功,當然可作西方文明的借鏡。 認為東方文化,尤其中華文化對未來世界可有較大頁獻的人,大多是歷史學者,例如英國的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就曾指出中國古代道家學說對古代科學發展所產生的巨大作用。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與其說是基於對現狀的分析,倒不如說他們是不滿西方社會只側重講求科技文明,而忽略了人類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些學者嚮往道家精神文明的主張,因為老子很早就有「科學」和「人文」相結合思想,而這正是廿一世紀科學發展的理想指導。 只有「科學」和「人文」相結合,才可祛除生命太物化的弊端,而為人類謀得真正的幸福。 從廣義來說,由於各種文化的發展條件不一,成就和特色亦各異。大抵而言,東方文化,尤其中華文化有以下四點將於廿一世紀對人類文明有所貢獻︰ 1. 中華文化基本上是右腦的、重情的和重直觀的文化;這是一種重仁的文化。 2. 中華文化重視家庭倫理價值。 3. 中華文化重視自我修養和個體人格。 4. 中華文化重視人文精神和對群體的重視。 西方文化亦有下述四大特點,有助人類面向廿一世紀︰ 1. 西方文化基本上是左腦的、重理的和重思維的文化;這是一種重智的文化。 2. 西方文化強調法理精神。 3. 西方文化強調科學的驗證方法及客觀的求證。 4. 西方文化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政治制度極富民主精神。 中西文化的互動和仁智合一的世界 以上的八大點,許多書本都有論述,它們差不多已是研究中西文化問題學者的共識,這裡便不詳細討論了。下面提出來的,是在這八大點背後所蘊藏著的一些微妙因素,值得研究中西文化結合者進一步去探討。 按照上述八大點的分析,中、西文化可說是南轅北轍的兩種不同的文化,不過這正好就是它們可以彼此互相補足的地方。正如英國史學家羅素所說︰「良好的生活是為愛所激發並為知識所指導的生活。」中國文化重仁、重愛,西方文化重智、重知識,這正是它們兩者可以、而且應該互相補足的地方。 在愛和智的背後,東西化最根本的分別是他們對知識的處理。 中華文化的表表者孔子,他認為學問是為了生活。所以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信、愛等,都是一個仁人君子要度的生活,是我們一生要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標,我們正是為此而求取學問。即是說,知識要服從生活,知識要為美好的人生而服務。 但希臘人則相信知識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他們所用的「哲學」一詞,原義就是「愛知」(Philo-sophia),他們認為可以把知識本身當作是追求的對象和目的。蘇格拉底甚至認為「知識就是道德」。 難怪有社會學者形容中國文化是「女性型的文化」,這種說法並無任何貶義,正如女人的思考方法雖然與男人不同,但卻並不比男人遜色一樣。明白男女兩性差異的人會告訴我們︰人用很長時間以理性推出來的結論,有時女人在一瞬間就可以「直覺地」看得出來!這正是中西文化之間的重要分別之一,也是男女兩性需要互補的基本理由。 中國式的右腦文化是詩意的、含蓄的、內蘊的它有很強的前瞻性,卻也有濃厚的夢幻性和跳躍性。它未必能用文字或語言去告訴你具體的內容,也未必知道用什麼具體的方去達到目標;但它可以使人對生命和理想十分的投入和執著,並予人的生命以清晰的使感和方向感。 當孔子在談「仁」,老子在談「道」,或宋明理學家在談「氣」 的時候,相信很少人會說得出仁、道和氣的確實定義。我們也很難掌握中國人在談書法或繪畫時,那種「意存筆先」 、「形似、神似」的技法究竟指的是什麼。連中國人在耍太極拳時,那種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或「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等的說法,有時也會使西方人摸不著頭腦。 孔子談仁 孔子對生命十分執著,對於理想,他是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但他卻不知道用什麼有效的方法去使夢想成真。有人告訴他,天下大亂,好像洪水滔滔,他出來濟世一定是徒勞無功的。他的回答是︰正因為世上洪水滔滔,所以他才出來濟世;如果天下太平,他出來幹什麼?他有的是熱誠,他要找的是方法。 西方文化是講理性的左腦文化,它強調定義,要求語意的精細和準確;他們不但講求理想也研究實踐的步驟。這是科學的最重要條件也是一切學問可以繼續往前發展的要素。中國五柳先生的「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在西方看就會變成「差不多先生」。而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說法,或有中國特色的禪宗那種「不立文字,明心見性」的工夫,西方人也會覺得一頭霧水。 中西文化正是在這裡可以合流和互補。我們的思想或許需要準確,但生活有時卻不能太過精明。鄭板橋在他著名的「難得糊塗」中有謂︰「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進入糊塗更難」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紅樓夢勸人不要「機關算盡太聰明」的理由。 反觀西方人太執著於理性,太計較於思想上的是非對錯,所以各種異端特別多,宗教戰爭也特別頻繁。他們大概很不容易明白「一笑泯思仇」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莊子也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無論我們多麼願意追求理性的清晰、語意的明確,生命卻是遠超於語言和概念的。我們固然必須學習西方對客觀事物的探索,對真理的不斷追求,有強烈的求知,求真的慾望,但也一定要學習中國文化對偏執的破除,以莊子「虛而待物」 的心境,去面對無涯的真理和無限變幻的人生。我們要窮畢生之力去培養西方客觀的科學精神,也要以東方的精神,去進入世界和別人的生命之中,以尊重、謙虛、期待的心,以「心領神會」的方法,去接觸這個令我們驚訝的世界,去面對我們多次束手無策的人間紛亂。 有些心理學家能夠幫助別人從自殺的邊緣走回來,他們自已卻自殺了;有些婚姻問題專家能夠幫別人重建家園,他們自已卻要無奈地在一個破碎的家庭中過活。知識和科學是十分重要的,但它們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還需要突破知識、超越知識,進入生命本身那個以愛、以情、以體諒、以寬容為重點的人生境界。 如果一個人、一個宗教、一種文化,或一個國家,能夠同時追求精確(西方文化),又能夠多一分寬容(中國文化),能夠執著於真理,又能夠超越這種執著,這該是一個多麼美麗的世界! 獨立而共融的文化互動 近年國際社會探討中西文化的時候,也出現了兩種觀點,一是「全球意識」,一是「民族意識」。其實這兩者也是要互補的。 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覺醒和民族獨立已成勢不可擋的史潮流。人們意識到個人權利要靠民族和國家發展才能得到保障,而民族、國家要獲得發展,就必須尋求和發揚自已的文化傳統,凝聚國民的向心力。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之所以強調「民族主義」,便是基於這個理由。 至於倡議「全球意識」者則認為,文化的發展趨向應該有全球眼光,因為當今世界己入信息時代,各種新思想、新學說、新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極為迅速而深遠,國家和地區之間聯繫十分快速,文化的發展有一個綜合趨向,整個世界事實上已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發展,都不可能不考慮整個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 從表面上看來,上述兩種觀點乎不能並存,在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已在這方面有很多的爭論,而孫中山卻一直堅持要發展民族主義,並認為當時的所謂「世界主義」,只是列強對中國的壓迫所用的聰明方法。 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的《民族主義》演講系列中,這樣說︰「世界主義並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第四講)他進一步認為,歐洲人當時所講的世界主義並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只是一種「有強權無公理的帝國主義」。他希望中國將來強大後,要提倡真正世界主義,即以民族主義為起點,以世界大同為目標,並要能對世上的弱小國家和民族,承擔起「濟弱扶傾」的責任。(第六講) 在孫中山先生中,民族主義和全球意識(或世界主義)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兩件事,反而它們是彼此相輔相成的。民族主義使世界主義更多姿多采,世界主義使民族主義更產生內外的和諧。內部的和諧指的是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本身的共融(中國有六十五個民族!)而外在的和諧就是指中國要和全世界的人民和平相處。 英語有所謂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中國人也說。「心存千秋,方能面對目前;胸懷全局,始可經略一方。」就有這種意味。 沒有全球意識,民族意識就是衝突之源;但沒有民族意識,全球意識不過是全球單一化、文化平面化、思想絕對化、生活呆板化、經濟壟斷化、政治一統化先聲。這個世界將只由強者所領導,多數人的暴力、弱肉強食的現象最終將會以「文明的」、「合法的」方式重臨人間。 世界舊文化的失調 我們上面提出中西文化互補的主張,並認為中國人較傾向的民族意識和西方人較傾向的世界意識應當互補,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化──不管那是中國文化或西方文──都不能拯世界。只要我們單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十分真確的客觀事實。 我們可以大膽說︰在過去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一個「乾淨的」宗教、文化、民族或國家。從反面來說,亦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宗教、文化、民族或國家未曾做過傷天害理事。 人類過去長時期兵連禍結,包括兩次世界大戢,和無數宗教戰爭,有些固然是由「不文明的」野蠻部族而引起,但有些卻是由「文明的」國家所發動!殖民主義者百多年來對第三世界欠下四大債項…血債、文化債、金錢債、環境債,固然千真萬確,但各色各樣的沙文主義和隨之而來對弱小者壓迫,包括世界性的白人沙文主義、中國境內的漢族沙文主義、在港的地方沙文主義(即所謂的大香港主義)等,不也是人類歷史上一些令人遺憾的烙印嗎? 如果個人是自私的話,由個人組成的國家不也是集體自私的嗎?我們哪裡可以找到一個「乾淨的」、無罪的、無私群體呢? 新的紀錄又如何呢?在全球高唱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的時候,今天我們所經驗、體會的、看見的世界,就真的有平等、自由、民主、人權嗎?為什麼有些國家人民的生命,遠遠貴於別國家人民的生命?為什有些國家的人民,遠比別的國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為什麼強勢的文化會欺凌弱勢的文化?為什麼強國對弱國可以為所欲為,而弱國只能俯首稱臣?為什麼世界充斥著各種形式的真理霸、善霸、美霸、文化霸,甚至宗教霸呢?是什麼原因造成二十世紀末最有錢的三個人,他財富的總和竟然相等於世上最窮的四十八個國家的財富總和呢?(信報98年9月12 日第16 版) 其實我們今日已擁有足夠的金錢和科技去根絕世界的貧窮現象,但為什麼世上的赤貧者卻從八零年初的三億人,躍增至九零年末的八億人呢?這真的是一個公平的世界嗎?我們今日的文化或文明有能力消除上述那些荒謬絕倫的現象嗎? 新人類、新態度 要解決上面問題,我們要有新態度,我們需要新人類。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在那大家懂得互相欣賞;一個大同的世界,在那沒有霸權,沒有弱肉強食;一個長治久安的世界,在那所有人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享受大地的資源和上天的與,在那,所有人都會被視為是天主的子女而獲得公平的對待。 那是我們祖先夢想的桃花源,那是西方人嚮往香格里拉,那是佛教徒所說的極樂世界,那是聖經所說的天國。 這是夢想嗎?不,這完全是可以實現的,但我們需要新思維、新文化。致力於東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補,是找尋這種新思維、新文化的其中一個途徑。但這假設我們要「立體人生觀」的取向。 立體人生觀 要建立有益於世界大同的新文化,我們需要培養新的人生態度,學習新的思維方式,甚至需要建構新的思想網絡(Paradigm)。 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立體的「金字塔」,它的底部有三隻角, 上面有一個尖頂。讓我們說尖頂是G,底部的三個角是X,Y,E。G代表目的(Goal),E 代表生活經驗(Experience),X和Y代表可以變化的兩個常數。 如果這個G就是世界主義、世界大同、真善美的極致,或甚至是神,是上主,是人類要努力的大目標,那麼通往這個大目標G的路就有X,Y,E(或多條)。X是我或我們的路,Y是別人的、別的文化或國家之路,E是我們或我們個人在接受X或Y時所生活出來的、具體的「經驗之路」。 舉例來說,在文化上,我愛我的文化(X),也接觸、欣賞、學習別人的文化(Y),但我更加要按這X和Y的精神去生活,尤其要把它們最美好的部分生活出來(E)。 在宗教上,我肯定我自已的宗教,並以身為這個宗教的信徒為榮(X),我也接觸、欣賞、學習別的宗教(Y),但我更要按我宗教的要求,參考別的宗教的精神,去活出宗教的精華(E)。 這是文化、國家或宗教之間的互相肯定、互相補足。 但其實文化、國家或宗教的交流,還有互批判、互相挑戰的另一作用。世上沒有一種文化、宗教或制度是圓滿無缺的,當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相接觸時,長短優劣就會暴露出來。彼此接觸、欣賞和學習的意義,見基於彼此肯定,同時亦彼此挑戰,讓大家都能拾長補短,去蕪存菁,因此而更加成為自己,更能發揚自己的優點,除去自已的缺點。 所以中西文化交流的更深層意義,不是兩個不同文化的人在交談,而是同一個人,他生命中就擁有及愛上兩種(或多種)文化,這兩種或多種文化就在他的生活實踐中,交流起來。在實踐中,他就會意識到,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有那些因素能提昇他的生命,那些因素卻與生命無關。不同人有不同的經驗,不同人有不同的實踐;在交流中,我們互相欣賞、互相學習,最終是豐富自已、成為自已。 在這個角度下,「全球意識」不再是單一化的代名詞,而是獨立而共融,或和而不同的最高境界。這是一個多姿多采的世界,一個人人可以快樂地活在一起的大家庭;這是一個彩虹的世界,一個天父創造的和諧世界,或中國人所夢想的大同世界。在這裡,我們踏著同一的大地,頂著同樣的天空,分享同一的資源;在同一的大生命中,我們滿懷自信地活出我們那與眾不同的小生命。 天主教在中國的回顧 中國是一個多宗教國家。中國宗教人士信奉的主要有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據1997年中國國務院《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資料顯示,全國宗教信徒共一億多人,佔全國人口大約一成。宗教活動場所八萬五千餘處,宗教教職人員30萬人,宗教團體3000多個,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的宗教院校74所。該文件還說:「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各宗教文化已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即使在信奉無神主義的中國政府眼中,宗教都不是人民的鴉片,也不是「封建迷信」的東西。 天主教自公元七世紀起傳幾度傳入中國,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後大規模傳入。中國現有天主教徒約四百萬人(也有一說是六百萬人),神職人員約四千人,教堂,聚會點四千六百餘處。 基督宗教傳入我國的歷史,最早可溯自唐代的大秦景教,而第一位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孟高維諾,則在公元1294年來到大都(今天的北京)開教,正式把福音的喜訊播種在中華大地之上,經歷七百多年的奮鬥和掙扎後,天主教會已在此地扎根成長。 一如其他外來傳入我國的宗教一樣,在其尋求進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時,天主教曾經歷了不斷的摸索,才能溶於其中。故此我們可以在這裡回顧以往的歷史,從歷代的人物的足跡上,再次探索出個中道理,鑑古知今,從而反省再開創明天之局,不單思考西方的基督宗教與東方的人民相處的問題,也找出東西交融和彼此互動之道。 最早的接觸: 從公元1625年所發掘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館)中所記載,景教(或稱聶斯多略教派Nestorian,是基督宗教裡的一個教派),早於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己由教士阿羅本傳入當時唐朝的首都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盛大歡迎和禮遇。依碑上所記“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描述,可見當時景教在中國是怎樣的興盛。 可惜的是,自唐代武宗會昌的滅佛災劫後,景教教會亦從此一厥不振,並日漸式微。這個自貞觀九年由阿羅本所傳入的基督宗教便不得不畫上休止符。 景教在我國消失的原因: 景教有「火熱的教會」之雅稱,其教士在異域中傳揚福音要有無比勇氣。她在我國傳播了約二百多年,也不算得是短暫的日子,卻在一次教難中受到牽連,終至滅絕。對於這個奇怪的現象,我們值得探討一下個中因由。 首先,她在傳入之初是因為得到君主的垂青和幫助而廣傳,故君主個人的好惡便成一個重大的關鍵。所以當武宗獨尊道教時,景教便因根基不深而難逃劫數。 另外,景教仿佛教之形像來傳播的,這在初期雖不失為權宜之計,但長此以往卻會失去自己的獨特性,甚至被人看作為佛教的一個宗派,非單未能本地化,反而卻佛教化了。 最致命的打擊,是景教在培育本地人任教士上毫無建樹。當時的高層教士全由波斯總部委派過來,他們對本地教務並不十分了解,而中華信友只可當信徒,不能參與管理,在這個因素下,景教終難紮根於中國。 天主教在中國之初: 直至十三世紀時,天主教會才正式踏進中國國土,負上這種神聖任務的是方濟會士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雖然在此之前已有教宗派出的使者來華傳教,但均未能成功開教於中國。 孟氏於中國境內得著朝廷之助,才可建堂佈道,且有六千多人領洗入教,奠定規模,可惜教廷所派來到東方的教士實在太少,孟氏獨力難支。是名副其實如聖經上說的「莊稼多、工人少」。所以教務有進展,朝廷給俸祿,可是教友多是上層階級之人,鮮有漢人奉教。這就使元代天主教會不免重踏唐代景教的覆轍。 隨著蒙古人統治之覆亡,天主教會亦差不多煙消雲散,除了明代利馬竇於上京之時路經山東一教友村之外,其餘已經全無蹤影。畢竟,元代天主教會亦是太依賴朝廷之助,而且在本地化及培養本土神職人員上亦沒有基礎,教友又不是以主流的漢人為骨幹,所以終元之世,天主教會只成為上層特權人士的信仰而已。 利馬竇來華: 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意大利人,他可以稱得上是近世天主教在中國的奠基者。利馬竇並非首位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會士,只不過其他人都不能定居於中國或是不得要領。其實,在耶穌會士之前,早已有多明我會會士於福建、廣東沿海等地建立傳教點;但最廣為人稱道,仍是利氏一生對中國天主教會的貢獻。 利氏於1583年到達廣東肇慶,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研究中文,接受了中華文化後,再從中華文化的典故中,引證天主教信仰並非什麼異物,反而這個信仰是與中國固有文化有很多共同點的,而並非南轅北轍。 新的傳教方法: 利氏和繼承他的傳教方法的人,都努力把天主教信仰植根於中華大地之上,並引經據典,列證中國文化與天主教精神相通之處。如天主教主張的“愛人如己”便是與我國傳統思想一脈相通。“愛主愛人”的精義,就是既愛主、又愛人,在愛人時愛主,在主內愛人愛得更深。這其實也是中國人宗教觀的重點,即要“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或孔子所說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即紀念和祭祀死去的先人,就是為了培養孝愛仍然生存的父母。其實,由孔子提倡之“克己復禮”至宋明儒家倡議的“存天理,去人欲”,都是為追求達到“至人”的境界,這與天主教教導信友去達至“ 成全如天父”,或“成己成人”的理念甚為接近。 利氏及他的繼承者都對中國文化用一敬重心態來對待。他們都深信,要使中國人皈依基督,傳教士自己必須先成為中國人;而不抵觸中國文化,不傷中國人的自尊,更是在華傳教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比較易於獲得中國人的好感,除去了不少傳播天國喜訊的障礙。 他們傳教比較成功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對中國的社會有實質的好處。因經明代的閉關政策之後,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洋科技令國人眼界大開,另外一部分的歐洲物品,其製作精美引起不少好奇心,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習的科技真的可補中國的所缺,特別是在天文、曆法方面。在這方面,利氏幼年在羅馬所學的法律、天文、算學、物理、製造、地理等「世俗」學問,便有很大的用途了。 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以農立國,國民中以農民佔絕大多數,所以精確的曆法實在極為需要,而準確的日曆,便需要有優良天文學和數學訓練的人材,才能製定。 剛巧當時中國通行的歷法已用一段很長的時期,對四季氣候之變化漸有失誤,影響農民施耕之節奏,所以在更新歷法上便顯得甚為重要。而東來的傳教士中, 精通各種科技的都有,如數學、建築、藝術等,但佔最多數的都是天文、歷法專長之輩,他們完全符合當時我國的需要,故在明、清兩代中,即使在禁教或教難時期,朝廷於“欽天監”(古代制作天文歷法的部門)內必會任命西洋教士作官員,領受奉祿、觀天象、製作精確的日歷,來服務全國農民。其中尤以湯若望神父(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懷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兩位最為有名。 另外傳教士們在數學上、建築學上亦把當代的歐洲風格帶到這個東方古國來。利氏帶來的世界地圖固然使中國人眼界大開,栩栩如生的聖母像也令國人產生濃厚的興趣,連日晷、自鳴鐘,或西洋的藝術如音樂、繪畫等,亦使中國人對西方世界有了更多的認識。 約在1632年,有一位天主教徒朱宗光就曾這樣說︰「太西諸國原不同於諸蠻夷之固陋,而更有中邦不如者。」然後他列舉了西洋的風俗、學問、繁華、技巧、武備、富饒等方面,都有超過中國的地方。(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p.28)如果三百多年前的中國人民和執政者都有此認識,肯向西方學習,取長補短,中國今天的發展也許遠不止此,而東西方兩個世紀以來的衝突也許亦可避免。 上述的傳教方法本來很有成效,可惜後來有些不理解中華文化的傳教士,只執著於教規教義,而不懂如何設身處地,以中國的心態去看中國人的事物,作風與當時的耶穌會士剛好相反,才導致了日後的「禮儀之爭」,而衍生了禁教之禍。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傳教和本地化的重要關係。明代西洋傳教士能夠在尊重和學習中華文化的原則下,使眾多中國人民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且能進入中國當時代的主導社群(士大夫或士紳階層)中,而且使很多士夫都樂於跟他們交朋友,徐光、李之藻、楊廷筠等號稱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便是這些人十的表表者。後來清初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漁山,更成了耶穌會的神父。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利氏和他的耶穌會士兄弟們所持的傳教態度。他們避免中國人對這個新宗教產生抗拒,並不一開始便公開地或正面地談論天主教,反之,他們把精力放在接觸中國人、熟習中國環境,和學習中國文化上。那時唯一的傳教方式是以身作則,表現出自己的高尚品格和聖潔生活,來感染在他們身邊的士大夫。這種以知行合一的形式來使福音的主旨彰顯於眾人之前的方法,效果甚為顯著。 李日華在他的《紫桃軒雜綴》中說︰「利氏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年己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傳教士要人信其言,必須先使人服其行。許多人來教堂之初只為一時的好奇心,但在回去時卻加上了對教士們的欽服和敬佩。 西學東傳與東西文化交流 由利瑪竇神父開始,西洋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除了對他們自己的信仰有很深的造詣外,他們還在來華以前精通某些科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傳來中國。他們不單把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帶給中國人,還把能使人的肉身生命有所裨益的「俗世學問」帶來,以豐富當時中國人的物質生活。 在傳教士為中國人介紹的西洋學問中,其中較為人熟悉的有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是一本講述天主教教義的著作),和《萬國輿圖》,利瑪竇與徐光合譯的《幾何原本》,湯若望介紹的光學,艾儒略(Jules Aleni)介紹的力學,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和李之藻介紹的水法等。 與此同時,精通中文和中國文化的傳教士,亦為我國的文化瑰寶(尤其是儒家的典籍)譯成歐洲語言,而把它們傳回歐洲。法國第一代漢學家劉應神父(Mgr.Cl.de Visdelou)便是將易經、老子、四書、書經介紹到歐洲的人。朱靜在她的《洋教士看中國朝廷》中甚至說︰「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思想先驅無不涉獵傳教士們對中國的報導。這些報導打開了他們的眼界……。他們的光輝巨著都充滿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結晶。」在這東西方失卻接觸的時代,傳教士們真的仿如文化橋樑,把兩地文化連結在一起,使產生互相交流和互相豐富的作用。 其實,當時的西方傳士對東西文化的交流,並不止於工具性的互相介紹而己,他們中也有不少人對東西文化作過很好的整合。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清朝時代的西洋畫家意大利人朗世寧修士(Bro.Giuseppe Castiglione),他曾畫過一幅兒童對著一盆水而自照的圖畫。技法當然是東西的結合,連在畫上所題的詩,也很富東方的味道和哲理,它這樣說︰「相共揶揄戲,似與周旋慣;道是影非真,誰知形亦幻。」這是中西文化結合的一種很好的嘗試。 堅毅的精神: 宋朝的李覯曾慨嘆說︰「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 明朝的李贄亦認為不少人「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 兩位先賢的感嘆,來自不少人只懂用嘴巴去談道德,在生活上卻把道德放在一旁。在這種環境下,利氏和當時西洋傳教士的生活、行為、氣質,確實可以令不少中國的有心人傾慕,他們不論是信友還是教外人,都可從傳教士們身上,學習到他們那分忠貞、堅毅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這些傳教士原可安逸地在其本國中,度一種舒適的修道生活,但他們卻願為福音而獻身,為天國而努力,他們設法裝備自己向四方八面出發,進入陌生的環境、接觸陌生的人民和文化,在許多情況下,說他們是梯山航海、歷盡艱辛、冒著生命的危險也不為過。這分堅持,這種執著,這種為理想而犧牲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他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本書,即使人們不信奉他們所傳的道理,亦無法不欣賞、敬佩他們的熱誠。 據史家方豪的考據,上海的鐘錶業者曾有一段時間奉利瑪竇為祖師,家家設有利公像,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加以膜拜。這就是傳教士的真才實學加上高尚人格的結果。 天主教在中國的若斷若續: 三百年前天主在中國的蓬勃發展,隨著名「 禮儀之爭」 而暫告一個段落。禮儀之爭的內容,簡單來說,是因為天主教本身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敬孔、祭祖、祭天等,都是民間習俗,甚至是中國人尊天敬祖、崇德報功、飲水思源、報本返始精神的流露,所以與天主教教義沒有衝突。另一派則把這一切統統視為迷信,凡教友都應棄絕。本來對天主教很有好感的康熙帝,因此而對天主教完全改觀,終於下旨禁教。 中國人狹隘的華夷觀念,和自大的天朝思想,本來就容不下外來的東西,鄙視外來的文化,對天主教亦己經頗多微詞。在禮儀之爭後,不單外教人覺得天主教是外來的宗教,即天主教教友本身亦覺難以接受,「 趕考和做官的人,不能進孔廟,不能陪皇帝祭祖,他們大都脫離聖教。」 (見羅光著《教廷與中國使節史》p.148) 雖在十九世紀時代,傳教士得以借助外國的軍事力量和不平等條約再次進入中國,但這己無可避免地讓中國人把教會和船堅砲利的侵略者連結在一起。國人對基督信仰本已誤解重重,教民中又是良莠不齊,加上某些傳教士仗著本國軍事、經濟和文化的優勢,而不屑於熟習中國文化,所以就使到奉教的社群,都被視為是數典忘祖、投靠外國的一族。洋教之名,於是成為中國人對天主教和基督的標籤。教會通過各自的宗主國而獲得的傳教特權,反而成了福音廣揚和教會本地化的障礙。 在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神的政權與信神的「 洋教」 更是互不信任。1966-76之間長達十年的文革,不單使中國整體元氣大傷,更使一切宗教,幾乎銷聲匿跡;當中的天主教會更加受到嚴厲的考驗。一切教產被沒收,聖堂受破壞,神職人員全被逮捕或驅逐,教友不能公開度信仰的生活。從外邊看起來,似乎七百多年來的辛苦耕耘,就此煙消雲散。 但若我們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並非一無事處。一個沒有特權,沒有外國保護的教會,或許能更易表現出她真正的面孔和她內在的生命力。天主的教會是有能力在逆流中廣傳真道的,她已經不是一個永遠有待哺育的嬰孩。 儘管今天的中國天主教會和普世的天主教會仍未完全共融,但自從中國於七九年開放政策逐漸落實後,教會已經再度的蓬勃展起來。教堂的陸續開放,教產的逐漸歸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們冤假錯案的一一平反,各省市小修院的重建,宗教書籍的印行,還有大陸教會「 請進來、派出去」 的政策(請進來是指可以邀請港、台和國外的神父、修女進入大陸教會作培訓工作;派出去是指可以把國內的神父、修女送到香港或甚至歐美各國求學。)據說在過去十多年來,天主教基督教在大陸已印行了兩千餘萬冊聖經,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數目。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如果中國的教會能保持其對上主的信心,今日的困難,必可為未來的發展開出更新的局面。 康熙與天主教︰ 康熙皇帝對天主教本來甚有好感,他幾乎每日召南懷仁神父入宮,為他講解幾何和代數,當然也會談到人生、世局、和天主教的道理。所以康熙帝對天主教的道理、得知不少。他曾御北京一天主堂以下的橫匾和對聯︰ 萬有真原 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 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康熙) 萬有真原指的是天地萬物的根源──天主。這個無始無終的天主,取了人形,降生成人,來世上宣講仁義,並要救贖普世。 下面引述的三篇韻文,都是康熙帝撰寫的,所表達的,都是天主教中最重要的道理︰天主三位一體,天主創造天地萬物,人類墮落,天主降生救世,耶穌為救人而死在十字架上。 森森萬象 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 體一無終而無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允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 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康熙) 一、二句指天主創造萬物;三、四句指天主位一體;五、六句指原祖父母亞當、厄娃犯了罪,以至被趕出地堂,且禍延子孫,但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為人打開天堂之路;最末兩句指天主教與儒家並不相違背,儒者應棄絕異端,信奉和欽崇天地的造物真主。 生命之寶(節錄) 天上寶日月星辰,地上寶五谷金銀。 百歲三萬六千日,若無生命最可憐。 來時糊塗去時亡,空度人間夢一場。 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分得永生。(康熙) 首兩句指出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三至六句指人生的虛幻,必須珍惜生命;最末兩句指出康熙自己有心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以獲永主。 受難瞻禮日 依影扶魂步聖蹤,淚人哭對血人容; 槌聲罵罵侵心骨,刑架巍巍立上峰。 慘看羔羊傷萬處,難平暴漢恨千重; 低頭殞命長矛刺,肋血迸流紫且濃。(康熙) 一、二兩句指信徒和耶穌一起走苦路;三、四兩句指耶穌被人唾罵,終致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五、六兩句指耶穌身懸十架時,全身傷痕纍,且被人痛罵;末兩句指耶穌死後,為驗證他確實已死,而被長矛刺透肋旁,流出紫紅色的血和水。 康熙帝對天主教有這樣的好感,又這樣的好學,如果不是發生了「禮儀之爭」 ,那麼東西方的交流就會日益加深,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必等到鄧小平在這個世紀之末才重提了。如果是這樣,鴉片戰爭便未必會發生,而中國的儒、道思想如果有機會西漸,兩次的世界大戰亦或會避免……。史發展至此,除了讓我們無限唏噓之外,也應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教訓,讓我們能夠再一次的肯定︰文化與文化之間、國與國之間的接觸和交流,永遠都是最好的策略。 天主教與愛國關社 宗教一向都被視為是超然的、屬靈的、來世的。它不屬於這個世界,也無需為這個世界過分操心。 大多數宗教強調的都是人神的關係、精神的生活、來世的生命。佛教固然有許多來世的、「出世的」思想,大部分宗教也都是強調身後的果報。天主教在一九六零代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便在教會當時通行的《要理問答》中,開宗明義的認為,人生在世,就是「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 恭敬天主和救靈魂,都和現世生命沒有直接關係;專注於救「自己的」靈魂,更和其他人,或社會、國家、民族無關。 那麼,為什麼天主教還要愛國呢?愛國為什麼又要關社呢? 宗教與人生—生命之主 以上的問題,大概要從天主教對宗教的特殊看法說起。 人很多時只是用自己的思想、從自己的角度去看神和宗教,把人間的智慧,套在宗教上。古希臘的宗教觀,根本就是一個人類社會的縮影,眾神在天上的關係,就好像是人在地上的關係一樣。中國人也把許多歷史人物放上供桌、祭台或廟宇,讓他們受人膜拜。 其實,我們「說」神、「說」靈魂、「說」來世、「說」永生,好像這些都可以被我們「說」得一清二楚,但這一切根本是超越我們理智範圍外的事。 我們是活在一個立體的、三度的空間中,加上了時間,頂多是四度空間而已。但我們卻以為我們可以認識那超越時空的神,和精神界中那些超時超空的一切。 讓我們先作個比喻,也許會更易明白。如果我們將一隻杯放在陽光下,它就會有一個杯的影子。那個杯是立體的,杯的影子卻是平面的。試問:我們能否從杯的影子,去認識、明白這個杯的真實樣子嗎?那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單從事物平面的影子,去認識它立體的形狀! 神和一切的精神體也許是在五度、六度、十度,以至無數度的空間中,我們又怎能完全明白和掌握呢?當然,從杯的影子,我們還是可知道這是「杯」,而不是碟,我們當然也可以略略明白神和精神界大概是什麼一回事。但要真的認識這一切,那是緣木求魚。 所以宗教——至少天主教——並不認為自己只是一套學問、一些思想或知識,它甚至不只是神學、教條、規誡或儀式。 天主教相信的神,是至高無上的神明、宇宙的主宰、一切生命的造物主,他無限地超越了人的智慧和識見。天主教認為,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神靈,這個神靈一定是萬有真原,是生命之神;他創造生命,也保育生命、提昇生命。這樣的神和生命有關,這樣的宗教也和生活有關。 對這樣的一個神來說,當生命達到高峰時,就是神的光榮,因為這時已達到了神創造生命的目的。所以天主教自古就有一句拉丁成語這樣說:Gloria Dei, homo vivens.(意思是︰神的光榮,就是生活的、活活潑潑的人。)既是生活的人,他就一定是活在一個特定的處境中;既是個活活潑潑的人,他就要能在這個特定處境中活出更豐盛的生命、活出生命的圓滿。正如耶穌所說︰「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10:10) 而圓滿和更豐富的生命包含個人、人際關係和社會責任這三個層次。 這最後一個層次——社會責任——就和愛國、關社有關。 聖經與愛國 天主教主張愛國,基督徒本身也是某個國家的國民,他們也要愛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國家而奉獻,和國家一起,甚至帶領國家走向富強、安定、正義、友愛、和平的境界。 讓我們首先從聖經看看基督徒與愛國的關係。 以色列人是基督徒的前身。他們在舊約時代,曾經多次亡國,被充軍到遠方。每當他們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時候,他們的詩人就會譜出最幽怨的「哀歌」,一方面向上主哭訴,一方面也承認這些災難,就是他們背叛上主的結果。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希望天主能親身來拯救他們脫離壓迫者之手,使他們重獲自由、重建家園。 這些「哀歌」一般都有濃厚的鄉土之情和強烈的愛國之心,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哀歌就是聖詠137首: 當我們坐在巴比倫河畔,一想起熙雍,即淚流滿面。在那地方的楊柳間,掛起我們的琴弦。因那些俘虜我們的,要我們唱歌,那些迫害我們的,要我們奏樂:「快來給我們唱一支熙雍的歌!」但我們身處異域,怎能謳唱上主的歌曲?耶路撒冷!我如果將你忘掉,願我的右手枯焦!我若不懷念你,不以你為喜樂,願我的舌頭貼在我的上顎! 這些哀歌,和美國奴隸時代的「黑人靈歌」(Negro spiritual)很相似,都是受壓迫者痛苦呻吟的怨訴,並夾雜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追求自由、爭取復國的願望。 如果我們細看聖經中的《耶肋米亞先知書》,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確是一位愛國、愛民、愛天主的大先知。他為自己同胞的悲慘遭遇而哀傷。他有一次曾因為預見到自己的國家和同胞的災難而這樣號哭: 我痛苦欲絕,我心已破碎,我心焦燥不寧,我不能緘默!……我觀望大地,空虛混沌:我觀望諸天,卻毫無光亮;我觀望山岳,看,它在戰慄。我觀望,看,一個人也沒有,連天空的飛鳥都已逃遁;所有的丘陵都在搖撼。我觀望,看,農田盡變為荒野,所有的城邑盡毀於上主,毀於上主的烈怒。(耶4:19-26) 這篇聖詠,和杜甫的《北征》一詩有些相似,所謂「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都在說出人民顛沛流離、國家支離破碎的摻況,和詩人對國事、家事的極度關心。聖經學者認為耶肋米亞正是由於有極濃的愛主、愛國、愛民之情,所以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終身不娶,為國、為教而奮鬥,直至以身殉道。 耶穌也是很愛國的。他是猶太人,但自己的猶太同胞卻捨棄了自己。這當然有許多許多的原因,但看到自己同胞坎坷的命運,看到自己國家京城的毀滅,那裡還能禁得住悲從中來呢?所以聖經只記述耶穌哭了兩次,其中一次是為朋友的死亡而哭(若11:33-35),另一次就是為自己的國家而哭了(路19:41)。耶穌確是一位充滿了愛主愛人、愛國愛民之情的救主。「天若有情天亦老」,他是多麼的為人而憔悴啊﹗ 天主教的愛國主張 天主教主張愛國,但要求扎根國家、放眼世界。由國家民族開始,卻以胸懷世界為目標。基督徒總希望有一天,人們再「不分猶太人、希臘人、為奴的、自主的」,眾人都要「成為一個身體」(參考格前12:12)。 進一步來說,基督徒還有永生的渴望,相信在這世上「沒有常存的城邑」,而應追求那「更美麗的、天上的家鄉」(參考希11:14-16)。基督徒不相信生命止於現世,因為人類還有一個屬於永恆的命運。但這並不意味基督徒忽視現世,因為他們也相信自己有責任去建設這個世界,使它成為一個自由正義、安和樂利、更適合人性的美好居所。基督徒的態度是:以現世為起點,卻不以現世為終結;以物質生活為起點,卻指向精神生活的豐盈;以國家民族為起點,卻以世界大同為目標。所以梵二的《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這樣說: 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僅不應削弱,而且應增進我們建設此世的心火。因為新人類大家庭的雛型,是滋長發育在今世的,並已能提供人以新天地的預感。(現代39) 因此,基督徒相信宗教並不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相反地,富有活力的宗教還可以成為人們奮鬥的原動力。 基督徒也認為愛國愛民是自己的義務和權利。祖宗的土地等待我們去耕耘,先人遺留下來的文化等待我們去發揚。我們不只是偶然生為某國人,而是上主刻意安排的結果。在這安排中,上主給了每個基督徒一個使命、一個計劃、一種任務:去建設國家、發揚文化,讓每一個「按上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都能安享上主創造的大地和大地所提供的一切資源。 梵二的《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論及國家時這樣說: 「國家是由私人、家庭及各式社團組成的。人們由於意識到自身力量不足以充分保障人性尊嚴,而感到必須成立一個較大的團體(國家),目的在於使人在這團體內經常貢獻自己的精力,促進公共福利。於是,成立了政體不同的各式政府。所以,政府是為了公共福利而存在的。……此時,國民便應在良心上服從政府。」(現代74) 但我們不妨再問一問︰究竟愛國和胸懷世界有沒有矛盾呢? 若望保祿二世是天主教的教宗,他是普世教會的領袖,他的首要任務是關心世界、面向世界。但他卻同時是個明顯地、清楚地、毫不忌諱地表達出自己有深厚愛國心的人。他曾說過:「我是波蘭子民,我實在多麼愛我的祖國!」 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外訪途經馬尼拉時,曾這樣向中國人民說: 如果各位在生活上服膺基督的信德,並堅守中國特有的道德傳統,各位必定成為傑出的、名副其實的華人基督徒,使普世教會大受其惠……我深信貴國每一位天主教徒一定會為中國的建設作出貢獻,因為真正而虔誠的基督徒,也一定是良好的公民。基督的福音並不是某一群人,或某一民族所專有……所以同時兼具『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國人』的身分並無矛盾。 這段話說得十分明白︰第一、我們可以愛國,中國人當然可以愛中國;因為真正的基督徒也應是良好的國民。第二、當一個中國人在發揚文化、建設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人的時候,他便是在貢獻世界。換句話說,真正的本地化,就是對普世化的一種貢獻。 聖經與關社 除了愛國外,聖經關於「關社」方面又說了什麼呢? 聖經並不是一部只講天上、靈性、末世、來世的書。相反地,聖經中有無數要求人面對今世生命的話。 今日不少的聖經學者都告訴我們,聖經中有關來世的話,是為了幫助我們活於今世,而聖經中天主的最大願望,就是要我們活一個豐盛的生命,一個始於今世而於來世完成的生命。而我們所活於其中的社會,正是我們完成今生的生命的一個重要場所。 所以基督徒必須關社——關心社會,關心社會的發展,致力使整個社會向著正義、仁愛、和平的方向進發。 古經基本上把天主的祝福看作是具體的恩典,例如牛羊的眾多、物產的豐盛、國家的安寧等等,這些都是天主祝福人類的具體表現。聖經認為,物質的世界也是充滿了天主祝福的,連閃亮的星辰、青綠的大地,都是讚美天主的工具。 聖經不單要求人關心社會,還要求這個社會充滿公義,要人們去建設一個正義、公平的社會。先知特別責斥那些虐待貧窮和困苦者的人(亞2:6;依1:17,21;歐4:1;米2:1;3:1;則22:23-31),並要求「為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依1:17)及「解除不義的鎖鏈,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將食糧分給饑餓的人。」(依58:6) 聖經更明言,正義比較宗教集會、齋戒和祭獻都更重要(依1:11)。 在新約中,基督帶來的,不單是精神的救恩,也有肉體的和社會的、個人的和團體的好處。 耶穌在傳教開始時,即公佈了自己的計劃:他要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參考路4:18-19),按《肋未紀》的所載,在這個喜年中,出賣了的田地要物歸原主,奴隸重獲自由,人人都可以重新開始新的生活。這確是一個大日子,一個普天同慶之年。一個讓個人類在現世即已能感受到「救恩」的大喜日子。 在耶穌教人唸天主經(或「主禱文」的時候,他強調我們的至上神——天主,其實不單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他還是我們的「父親」、慈愛的父親,因此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彼此都要相親相愛。 耶穌在山中聖訓中教人「真福八端」,其中的神貧、哀慟、溫良、飢渴慕義、憐憫人、締造和平等,都是為建造一個和平、公義、仁愛的社會所必須有的道德操守。他更教人要把信仰與生活結合,樂於施捨(參考瑪6:1-4),關心最小的兄弟姊妹(參考瑪25︰31-46),並要努力去建設一個充滿溫情和愛意的社會。 天主教的關社主張 一九六零年初,天主教召開了改變整個近代天主教面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會議中頒佈了四個憲章,九個法令,三個宣言。其中以四個「憲章」最為重要。 這四個憲章分別是《教會憲章》,討論天主教會的本質;《啟示憲章》,討論教會中最重要的基礎——聖經;《禮儀憲章》,討論教會中的崇拜生活和禮儀精神;《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簡稱「現代」),討論教會和今日世界的關係。 這現代憲章就是天主教正式、全面地打開教會關社的大門的一個指導性文件。 這個憲章開宗明義就說︰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他們所有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信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現代1) 意思是說︰凡是屬於人或人生的一切,基督徒都 會感同身受。 接著,現代憲章由12 至22 節,闡述了「人格的尊嚴」,然後由23 至32 節闡述了人類的團體生活,其中尤其強調了人的社會性、促進公益的責任、尊重人格、人人平等、社會正義、倫理跨出個人範圍、參與社會工作等主題,並認為對社會的關懷和建設,應直接以天國為理想,以新天新地為方向。(現代39) 現代憲章的第二部分全部都是用來討論教會應怎樣落實關社的理想,其中特別討論的主題有︰婚姻與家庭;文化;社會與經濟生活;政治團體;世界和平等。 其實,除了大公會議的文憲之外,教會在過去百多年來,己經多次頒佈了不少的社會文件,討論不同的社會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有︰ 1. 良十三世1891年的《新事通諭》,討論勞資雙方的責任與權利。 2. 若望廿三世1961年的《慈母與導師通諭》,討論如何按照公教原則調整社會發展。 3. 若望廿三世1963年的《和平於世通諭》,討論如何在真理、正義、仁愛及自由的基礎上建設世界和平。 4. 保祿六世1967的《民族發展通諭》,討論如何促進全人類的全面發展。 5. 若望保祿二世1981 的《工作通諭》,討論工作的神聖和工人的權利與工作靈修。 6. 若望保祿二世1987的《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探討在社會發展中如何照顧人性的發展,並應如何特別關愛窮人。 綜合教會的關社理論,我們可以有下列的簡單的結論︰ 1. 天主教會認為信仰和生活、愛主和愛人、關心教會和關心社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2. 信徒也是巿民、公民,凡是一個好巿民、好公民在關懷社會上所要作的一切,信徒在聖寵的助佑、在愛主愛人的強大推動力之下,更應以社會先驅者的身分和自覺去努力實踐。 3. 教會的關社工作,以全人、整個人的發展為目的,要顧及人性的尊嚴,要推動社會制度的更新,要以全體人類,即所有中和每一個人的利益為依歸。 4. 教會要特別關顧那些弱勢的 人和社會的邊緣人, 他們都是「上主的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