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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召路遙 ， 上下求索 2011年01月04日
我是一個鄉下人。先父徐麟祥從廣東省東莞縣移居香港，和家母陳肖珍結婚，於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的時候，在大嶼山大澳村生了我。先父在我九歲時去世，留下母親、七歲的妹妹笑芳、和兩歲的妹妹笑。我是家中的唯一男孩。
我們全家拜神；遠親近鄰，沒有一位是天主教徒。但我今日的信仰和聖召，卻似乎就在這裡奠下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基石。
四、五十年代的大澳，是一個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公路和任何現代設備的小鄉村。正因如此，那是一片十分乾淨的樂土，也塑造了我的「綠色」性格。
我是個鄉下人，是大地的兒子，所以我覺得較易認識和接近那位大地的創造者天主。
大部分的夏日黃昏，我都和其他孩子踏著田間的小徑、背著夕陽、聽著蛙聲、迎著拂面的和風，走向山腳的山坑去游泳。那時，基本上是天天天藍，點綴著潔白的浮雲，幻化出無盡的圖畫，也編織了我許多如詩的美夢。
秋天的夜晚，更為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和一大群孩子玩「迷八仙」的遊戲，躺在鹽田上，看到一輪皎潔的明月從東方昇起，就像躺在母親的懷抱中……。這經驗讓我有能力欣賞蘇東坡所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無盡藏也。」亦因此，我很易進到聖經「諸天述說天主的榮耀」的境界。
我沒有玩具。當時的孩子們都喜歡集體遊戲，不分貧富和信仰，大家都像兄弟姊妹般一起盡情的玩。儘管我們的家是大澳中最窮的人家（我爸常生病，靠媽作小販維生），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和彼此的守望相助，卻使我深信，天國可以蒞臨人間。亦是這種環境培養了我對團體生活的重視和嚮往，並植下了我的教會感和民族感的種子。
我十三歲進了聖神小修院，因緣是因為曾經遇上了幾位慈祥的神父和修士，因而對神職人員由衷的嚮往。我當時並不清楚做神父是什麼一回事，但我能夠成為今天的我，卻是應驗了耶穌的話：「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若15:16)
我的母親和所有親戚，包括最愛我的伯父和姑母，都反對我入修院。因為我讀小學時年年考第一，加上我是大澳唯一在「小學會考」中能考到去香港讀「初中一」的學生，所以母親和所有親友都把我看作是徐家的希望。入修院便等於使這希望幻滅。何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對我這個外教的母親來說，讓獨子作神父確實太不可思議了！
但「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卻不然。」(谷10:27) 我終於獲得了母親的勉強「同意」，進了香港西貢的聖神修院。更戲劇化的是，她和我的兩個妹妹，竟然在我入了修院後的第二年領洗了。
修院並非人間天堂，長上也不見得時常講理；今日所追求的個人成長、管理制度、尊重個人的情緒和私隱等等，當時並不流行。反而嚴謹、克己、服從、謙卑、守規……，你能想像得出的嚴格訓練，在我的小修院生涯中卻應有盡有。
在十三年的大、小修院生活中，我每星期辦一次告解，每月見一次神師，從不間斷。我每天做公、私省察，也有一張自制的反省表格，提醒自己每天要做的神業和小克己、短誦、特定的善工等等；連在寒、暑假回家渡假時，也忠實而用心地去完成這項任務。我是完全自由、自願、快樂地去做這一切的（有些同學則要經常勞動神師催促才去辦告解或見神師），難怪在我們十一位同屆進入小修院的同學中，只有我一人能升神父了！
我在進入小修院前，已唸完了五冊英語，但在進入修院時，還是要和其他同學由第一冊讀起。長上說這是遷就其他程度低的同學，也是修練謙遜的方法。我對此毫無怨言，也不覺自己的天才被埋沒。
我十分喜歡勞動，除每天勤於做例行的清潔工作外，每逢大節日修院大掃除時，更是幹氣沖天。我喜歡體育運動，雖然身體因為先天不足、後天不良，而體型瘦弱，但在某次全修院的馬拉松賽跑中，居然榮獲第二名！但因為我也喜歡音樂和彈琴，自初中二起一直到升神父為止，已成為修院的琴師或指揮，所以每週總要利用幾次體育課的時間去練琴；有幾年還要教其他小師弟彈琴，所以常要犧牲體育。
讀哲學時，曾經有一位教授因為一位同學上課時睡覺鬧出笑話而遷怒全班同學。他也責怪我，甚至說如果我不喜歡上他的課，我可以立刻離開修院。我沒有憤憤不平，也沒有受委屈的感覺，也許是因為我生於貧窮，已經習慣於順服生命吧？「乞丐沒有選擇權」(Beggars have no choice)，我哪有權埋怨？埋怨又有什麼用呢？
在隨後的鐸職生活中，我受過更多委屈，但孔子的話常在我心中：「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上達到人生更高的境界。我很相信，天主如果關了一扇門，就會為我開一個窗。痛苦，不過是天主化了妝的祝福。
我喜歡讀書，小時已把《三字經》、《千字文》、《幼學詩》背熟了；進入修院又喜歡背誦聖經的重要章節。所以聖經和中國文化就在不知不覺中，在我的小小心靈內「交流」起來。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是那麼的執著於「教會中國化、福音文化化」。
我在羅馬唸神學時，曾經利用三次的暑假，分別在英國的一所醫院、法國的一間中國餐館、德國的一間工廠中作過暑期工，所以我對工人的辛勞和苦況能夠較有體會。我是香港初期一個匱乏社會中的窮人；在歐洲，我看到甚麼叫「富裕社會中的窮人」。
我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聖母升天節前夕升神父。之後我作了兩年副本堂，四年教友總會和青年聯會的指導司鐸（全職的），三年本堂神父。我做過一間小學、一間中學的校監，一間中學的神師（校牧），也教過小學生的要理、中學生的倫理。我經歷過七零年代「認中關社」的熱潮，和青年人對權威的反叛。當時，如果你不跟青年人講理，不用他們聽得懂的、活生生的語言向他們傳福音，你就會失去他們，他們會「用自己的腿」去告訴你：「我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道理』。」
經過九年的鐸職生涯後，我感覺到有使自己補充一下的需要，於是到英國的牛津大學兩年研究倫理教育，隨後即寫成了六本一套的倫理書。教研中心隨後也於八六年成立了，於是開始了我不斷往台灣、中國大陸的工作，有時也要到星加坡、馬來西亞或全球其他華人教區去為當地的華人傳福音。
我現在所深信和要傳佈的，是一種我十分相信的信仰：「正視人生」的信仰。我認為信仰要和生活結合，聖經和文化、宗教和社會也要結合。教會是天國的工匠，我們要和基督一起，聯合世上所有懷善意的人們（不分宗教和種族），去重整世界的秩序，為一個更快樂、更人道的社會而奮鬥。我現在致力推動的新要理、倫理教育、公教家庭教育、建設基基團、公民教育等等，便是要為未來的社會鋪路。
我堅信我們有三重身分：香港人、中國人、基督徒。我們要扎根信仰、投身社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注目永恆。
做神父、跟隨聖召，不是要做自己的事，而是要回應天父的召叫，和主教及其他神父共融在一起，去回應世間的真正而長久的需要，使天國臨現人間。聖召完成的時候，就是我們回歸父家的時候。
這種聖召是快樂的，我慶幸能走上這條聖召之路，並且已經做了二十九年快樂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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