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應該講的題目是「文化危機與信仰危機」，但我不想過份抽離現實地去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我願意以一個熱愛中國文化與珍惜自己基督徒信仰者的身份，去探討這兩者所面對的「危機」。
危機本有「危險」與「機會」雙重含意，它可以產生消極的效果，也可以產生積極的效果。
中國文化與基督徒信仰都有很多優點，但同時亦存在不少缺點。當我們能發揮優點，改正缺點的時候，我們把握的是「機會」；當我們過份陶醉於自己的優點，而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時，這些優點總有一天會被坐大起來的缺點所掩蓋，這便是「危險」。
下面我將分別陳述中國文化的缺點及基督徒信仰的缺點，再指出兩種缺點共有的根源。由於時間所限，我不打算指出解決辦法。但因為標出暗礁，實際上已展示了航線，所以我相信解決辦法已隱含在缺點的陳述中。
又有關中國文化危機部份，有些資料是采自本人所著「新民」第十二章「中國文化的批判與繼承」（P.121-128），所以有些地方會簡略地帶過，有興趣者可參考該書有關部份。
甲.中國文化的缺點
1.沒有民主與科學
中國文化在政治上的主流，本質上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力架構，一種「上使下」的單行制度。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是以倫常秩序為主，最重要的就是名分、統序和服從，這是主流，其餘都屬次要。在這種講究上下尊卑的社會中，又怎會有由下而上的民主呢？
中國在改朝換代中，往往有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的形勢出現，但在天下大定之後，勝利者還是要做他的「皇帝」，革命的果實並不屬於人民。中國的老百姓從沒有想過，這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本便不屬於任何一個姓什么的皇帝的！
其實，人民是民主的基礎，人民不去爭取民主，也就不會有民主。中國沒有民主，固然是因為有人抓著權力不放，但亦是因為人民沒有爭取權力的意識和意願所致。中國人對政治的冷感，不僅以前如此，現在還是這樣。他們不肯接受政治權力，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管理自己。
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層次，中國人的家庭很少「以子女為中心」，中國人的學校也很少「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在中國人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便不易產生「主體意識」；而人民的主體意識正是民主的重要基礎。
中國也沒有系統性的自然科學，這完全不代表中國人的才智比西方人低。事實上，中國有過不少偉大的發明，也有過像張衡那樣的天才科學家；但中國卻沒有「系統的」科學。中國只有占星術而沒有天文學；只有練丹術而沒有化學；中國人對人有極深的瞭解，卻沒有發展成為人類學或心理學；對大自然觀察入微，卻沒有發展成為生物學、地理學或地質學；中國人發明了風箏，卻悟不出製造飛機的原理。我相信正是因為在中國文化中缺少了發展科學的關鍵因素，才導致中國不能產生有系統的科學。
2.不注重抽象概念和思想系統
中國人並不習慣由具體的事物或由可見的現象中，先用抽象的方法去求出共相，抓緊特質，或明白概念，再進行系統的反省。希臘的哲人卻會抓著一個概念牢牢不放。例如當他們談到「聖」或「自由」時，他們會堅持要先弄清「聖」或「自由」的概念，即它們的內容、意義和範圍。換句話說，他們一定要先給一個名詞下一個清楚的定義，界定其內涵和範圍。張君勵在他的「明日之中國文化」中，認為「概念是學術的單位」，沒有概念就沒有系統的學術。他說：「既有概念，而後一種學術乃有單位；推而廣之，乃成為命題；再推而廣之，便成為學問系統或思想系統。」中國就是缺少這一套！
中國人並非一個智慧不足的民族，不過中國人卻從很早的時候，便已選擇了走「情」和「倫理」的路，而不走「知」或純理性的路。中國文化一般重善不重真，求生活的合理而不求思想的確實；學要致「用」，文要載「道」，行有餘力，才去學文。這都是有價值的，但卻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中國人重視實踐價值（指向道德和生活），而忽略西方人所重視的觀見價值（即純粹思維活動本身的追求）。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可用左傳的三不朽為代表：「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和功固然都是「惠及百姓」的善舉；所謂言，也是指「載道」的言，是關於人生的教訓，即孟子所說的「有德者，必有言」。但希臘人卻重視智的活動，希臘的「哲學」這個字，本身的意義就是「愛智」（Philo-sophia）。亞裏斯多德認為「至善」的活動，是無所為而為的對真理的追尋；至善的生活，是無所為而為的觀賞真理的生活。這與大學所說的「止於至善」，即「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的倫理思想，有很大的分別。
中國沒有科學，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沒有科學精神，沒有徹底求真的執著。我們今天必須以西方的科學精神與真理高於一切的態度，去補充自己在這方面的欠缺。我們的求真精神只怕不足，不怕太過。希腦哲學家喜歡說：「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真理。」很值得我們這些以尊師重道為主的中國人好好地去學習。
3.沒有次級團體
中國沒有民主，也不是偶然的，因為中國文化並不強調次級團體和個人權利。而次級團體和個人權利，是產生民主的重要條件。
中國人近則講身家，遠則講天下，並無（或很少有）中間性團體。本來墨子曾經建立墨者團體，但並不持久；自此以後，中國人唯一能經驗到的團體生活便只有以血緣而組合的家庭了。家庭只講義務而不講權利；每人只應善盡自己的責任，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便是。至於權利，則只能期待對方的給予；對方不給，也沒有什么辦法。此外，家庭只有尊卑，而沒有平等；只講禮俗傳統，而沒有法律；講私情而不講公益。這一切都不利於發展民主的制度。
次級團體和家庭完全不同。它們有特殊的目的，人人在這團體中都有特定的權利和義務，各分子基本上平等相待，大家都要各盡所能，去維繫和發展這團體。在這樣的一個為共同目的而凝聚的團體中，很自然地會發展出下列四種特牲：一、公共觀念；二、紀律習慣；三、組織能力；四、法治精神。這四點都是一個團體能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民主的基礎，卻剛好又是我們中國人所沒有的！
4.沒有組織完備的宗教團體
西方的次級團體，除了晚近的工會等組織之外，還有二千年來組織完備的宗教團體，那便是基督的教會（包括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的各宗派）。基督教會有利於民主制度發展的教義或傳統至少有下列幾項：
甲、 主張在天父面前人人平等，為民主奠下最重要的根基。
乙、 基督的博愛觀念打破了個人的自私自利，和家庭那種對內厚而對外薄的集體自私；使民主政體能脫離家族利益的控制。
丙、 對神的忠貞，容易養成個人的潔身自愛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對天主的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鑒臨的信念，亦使人能不敢自欺，和更自覺于培養及保持人格的完整。這些都是民主人必先具備的道德條件。
丁、 教會經常能以超國家和超世俗的身份，成為國家、王侯、貴族等集團的監察者和仲裁者，間接發展了日後民主制度中的「制衡」關係。
戊、 教會每週必有的肅穆崇拜，秩序井然的禮儀，在講道中有關倫理生活的提示，及由教會組織的各種濟貧或服務大眾的活動等等，剛好都有培養民主社會中公民意識的副作用，使信徒習慣于尊重公共典禮、謹守公共秩序，養成遵守法律（教規）的習慣，和對大眾的利益有基本的關懷。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活動都是經年累月、世世代代地每星期都發生的事。教會於是無形中成為一間超國家性（即籠罩整個歐洲）的公民意識訓練學校。歐洲能產生民主體制，教會可說一極重要的催生者。中國剛好又是沒有這樣的宗教團體。
5.不講個人權利
中國文化不能產生民主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不講個人權利，不重視保障人權。許多人到現在還把個人主義誤認為是自我主義，並把爭取個人權利當作是權奪利。其實這是很嚴重的誤解。
中國從前不重視人權，也不談個人的權利。例如在家中，只有父權、夫權，而沒有子女權或妻權；衙門的法律，也不太尊重個人的權利。事實上，中國的法律只重「犯罪法」，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自己有什么「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法律會受什么處罰。中國從前的「律師」，並無社會地位，個人的權利，也就難於有人為他伸訴。
數千年的中國倫理傳統和政治實踐，只關心誰掌權這問題，卻從未想過應如何去限制權力，以保障個人的權利。民主的特色則是要製造權力的互相制衡，以求權力能合理運用；並設法保障每一個個人的權利，以求全體的相安。在一個權力絕對一面倒——而其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又贊成一面倒——同時個體又不能浮現出來的社會中，民主又怎可以發生呢？
個體在中國文化中不能浮現出來，也大大地影響中國在文化、經濟、科學及各方面的發展。「國以民為本」，真正的意義是必須徹底地解放每一個人的自發性、創作性和生產力。而尊重個人，讓每人能自由去選擇自我發展的途徑等，正是刺激人的自發性，和提高人的創造力的最佳辦法。有了這樣完整而獨立的個人做基礎，才可滙聚而成為一個活潑而生機蓬勃的國家。
6.不落實
中國古哲人的思想有很強的跳躍性，而不是循序漸進地發展下去的；這亦使人對中國思想家的主張有很強的不落實的感覺。舉例來說，中國文化很強調「內聖」與「外王」的聯繫，認為只要達到內聖就一定可以做到外王。但內聖是道德問題，外王是政治問題。是否有道德的賢人便一定能夠成為有效率的政治家？按我們今天的政治常識來判斷，我們恐怕看不出內聖與外王有什么直接的因果關係。
在墨子閑詁的耕柱篇中，有一段對儒家的不落實批評得恰到好處的文字：「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這段說話，可算道盡了中國大部分思想家在理論上的「跳躍性」和不落實的毛病。中國哲人可以在幾百個字，甚至幾十個字內，說出了整個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但對於「怎樣做？」卻是語焉不詳。
7.道德太靠自律
中國文化受儒家影響極大，而儒家對人、對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樂觀的，他們認為人性有很大向上提升的能力。他們的性善主張，使得他們難於警覺到人性的幽暗面和人性的嚴重墮落傾向，他們在政治上對權力的主張便顯然與這看法有關。儘管儒家深信道德實踐的困難，但最後仍認為一定有一些人可以克服這些困難，而成聖成賢（內聖），而聖賢一旦出現，便應把權力交給他掌握，讓他們做統治者（外王）。儒家總想不到「權力趨於腐朽；而絕對的權力，將絕對腐朽」，這個定律。
在一個隻講倫理而不講「制衡」的社會中，皇帝的行為要靠自律，父母的權威也同樣要靠自律，甚至一切義務的實施亦無不是要靠自律。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唯一能要求的，是自己盡義務，而不能要求對方給予我們應得的權利。因此，如果人人都自律的話，當然就是天下太平了；但若果不幸而有些人不能自律，尤其是若當權者不能自律時，便麻煩得很了。法制並非萬能，但法制剛好可以補充人性自律的不足，而中國文化卻很少能深入探討如何以法制去規範人的問題，因為中國人太相信人性的道德根柢了。
8.缺少專一而有力的宗教信仰
梁漱溟在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曾提到甘肅省內漢人與回人在道德水準上的差距。他指出甘肅省的回人都不吸鴉片，而且在生活上有許多良好的習慣；而該省的漢人則以吸鴉片的居多，而且懶散、窮困，並有許多其他缺點。造成甘肅省的漢人與回人的不同，梁氏認為是由於宗教的關係，他說：「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為准於教規，受教會之監督，不得自便。漢民雖號稱尊奉孔聖，卻沒有宗教規條及教會組織；就在任聽自便之中，而許多人墮落了。」梁氏的話未必十分準確，但卻也值得排斥宗教者去深思。
9.重男輕女的傾向
重男輕女，本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但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社會中，卻似乎特別嚴重。在舊社會中，子從父命，到頭來總有輪到自己做父親的一天；但女從男命，卻幾乎是終身的，這便是女子要守的所謂「幼時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的「三從」。女子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還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要講貞節，丈夫死了最好不要再嫁；男子卻沒有這樣的限制。中國從前有不少情況可以休妻，連不能生子女，或不能討得翁姑的歡喜，也可以成為妻子被休的理由；卻很少聽到有「休夫」的！今日又如何呢？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仍然牢牢地抓住不少中國人的思想。男子代表香燈、後代和一個家族的命脈，女子卻沒有這樣的地位和福氣。中國人認為女子始終是「外人」，所以家庭計畫指導會所遇的困難經常是：中國人在有了幾個女兒之後，總是還要「追」一個男的。在這種迷信男性的社會中，採取「一胎化」政策的中國，便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不少家庭都無法接納只有一個女兒的命運。
乙.基督徒信仰的缺點
讓我們再看看基督徒信仰的「缺點」。
我相信不少基督徒一定會對上述標題起反感，因為他們絕不會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有缺點的。純粹信仰本身，假如抽空來看，可能是美無瑕的，但可惜的是，世上根本便沒有純粹的信仰，信仰總是張三的、李四的信仰。因此，即使信仰本身毫無缺點，一到了張三或李四身上，便有缺點了。
以下我將會分三方面去出基督徒信仰的缺點，即聖經的和教會的缺點，及基督徒把聖經絕對化後所產生的缺點。雖然這些缺點都牽涉神學問題，而從神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缺點都可以說未必是缺點；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危機，如果不善處理，它們便有可能演變成危害信仰的炸藥。
1.聖經的缺點
基督徒本來相信聖經有雙重特性，它一方面是神的話，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人寫出來的，它本來就有神性和人性兩種特點。但基督徒實際上習慣忽略了聖經中人為部份，因此容忽略了聖經中人為的錯誤。其實，由於聖經是由人所寫的（雖然有聖神的默感），所以它也是一種文化的產物，既是文化的產物，就會受到文化的影向，而帶有文化上優點和缺點。
在聖經中有不少現代人看來是十分奇怪的東西，例如產婦取潔的規定（肋未紀12：1-7），代兄弟立嗣的法律（申命紀25：5-10），還有許多梅瑟五書中的「奇風異俗」，或智能書中的看來並不那么有智慧的箴言等等。申命紀21：18-21的說話便很驚人，它認為：父母對「忤逆不孝的兒子……要將他捉住，帶到當地的城門前，見本城的長老……本城的眾人就應用石頭將他砸死。」
在聖經中也有不少明顯是反科學的東西（至少表面上如此），例如：創世紀說天主第一天造了光，直至第四天才一起造了太陽和月亮（「兩個大光體」）。又假定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見附圖），而且天上的穹蒼還是一件實物，可以將水上下分隔開來（創世紀1：1-19），天主用洪水滅世時便是將「天上的水閘開放了」（創世紀7：10），讓水倒下來的結果。又根據古經中的各種族譜，我們不難推算到人類的歷史其實只有數千年；某基要派（Fundamentalist）的基督徒便曾宣稱過：世界是在主前4004年創造的！（見李德爾著「你為何要信」，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出版）
聖經中有些倫理觀念也不大正確，它有明顯的重男輕女傾向。例如：聖經中的天主是男性；耶穌雖然很重視婦女，卻沒有選婦女為宗徒；保祿甚至禁止婦女在集會中發言（格林多前書14：34-35），一定要婦女在集會時「蒙頭」（格林多前書11：3-16）。保祿以下的一番話，更會令婦解分子十分反感：「女人不要用鬈發和金飾，……要在沉靜中受教，事事服從。我不准許女人施教，也不准許她管轄男人，但要她安於沉靜，因為亞當是先受造的，以後才是厄娃。亞當沒有受騙，受騙陷於背命之罪的是女人。」（弟茂德前書2：9-15）
聖經在古經中肯定多妻制度（猶太人的「聖祖」亞巴郎、依撒格等便是多妻的），在新經中又肯定奴隸制度（厄弗所書6：5-8；弟茂德前書6：1）。
聖經中的天主曾以很多面貌出現，他在古經中的主要形象是家神、族神和戰神，在先知書中才顯出其為萬民之神，直至新約時代，他才是眾人之父，但主要仍是信者的父親。如果基督徒不能由聖經本身的「進展」中去看出天主的大公性，那么，基督徒的天主與古經中的天主之分別仍然不大，天主不過是由一族（猶太族）之神，變為另一族（基督徒族）之神而已。在這個角度下，中國文化中那位「天地不仁」（不偏愛也不偏憎），以及「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的「老天爺」，比我們在神學中所描寫的「至上神」還要偉大。
聖經本身也有不少自相矛的地方，不單古經與新經之間，及各卷聖經之間存在許多不易協調的矛盾（當然基督徒認為可以協調之！）就連有關耶穌生平的四福音，事實上也有許多地方令今日的釋經學者感到困惑。我們幾乎可以說，四本福音所描繪的是四個耶穌，或者至少是同一耶穌四張臉。單就耶穌的族譜便有兩個這問題，釋經學家便要費很多唇舌，還是只能說個半明半白而已。
2.把聖經絕對化後所產生的缺點
如果聖經本身有「缺點」（縱使是人為的、文化的、文字上的、數位上的…）那么，把聖經絕對化了以後，所產生的缺點便可以是十分驚人的。
人似乎極需要安全感，他希望找到一些可以絕對地信任和依賴的東西。基督徒也不能例外，他們也有這種需要。所以他們或者是要依附教會權威，或者在揚棄教會權威後，去依附聖經權威。
但問題是：既然聖經不是一本「自明」的書，裏面那七十三卷書（或者像基督教朋友所說的六十六卷書）又很多時互相矛盾，或至少是意義隱晦，我們怎么能準確知道聖經的訊息呢？於是基督教傾向于相信「自由解經」，天主教則仍以為聖經應在一個教會的活統中去被瞭解。自由解經的結果又可能是什么呢？它可能便是建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他們的推理可以變成這樣：因為聖經是絕對的，而我有聖靈在推動，因此我能瞭解聖經的話，所以我對聖經的瞭解是絕對的；亦即是說，我的主張是絕對。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公式：聖經絕對論＋自由解經論＝基督徒有絕對的真理。
聖經絕對化的後遺症很多，以下只是小部分例子：
�\有人把聖經當作類似「占卜」的書，當自己不能作出決定時，便揭揭聖經試試看。
�\有人把聖經當作水晶球，去預測人類的命運，甚至企圖說出世界末日的準確日期。
�\有些攻擊天主教的人竟說可以在聖經中找到證據，證明天主教是「邪教」！
�\有人認為做了基督徒不應過中國年，因為那是異教的慶節；也不應過生日，因為人在罪惡中出生，並沒有什么值得慶祝的。
�\有某「邪教」的人，他們認為女性可以犧性色相，以勾引男人的皈依，因為耶穌既能為人類犧牲生命，為什么女孩子不可以作出某些犧牲,犧牲身體的某一部分？
�\渥太華一位浸信會牧師因為他八個月大的兒子不肯睡覺，開口大哭，令他煩厭，打到嬰兒的屁股青瘀。教友不滿，牧師知曉，登壇說教引經據典：《箴言》十三章廿四節又廿二章十五節，證明上帝准人打孩童。教友不平，告到法院，法官判罰。牧師不服，要求上訴，排期今年八月重審，律師費七千多加元，占了他半年薪水。牧師的理由是：法官干涉宗教自由，反對聖經。（明報八八年三月廿七日，朱維德：「神職人員雲乎哉」）
�\一九七九年，詹鍾士（Rev. Jim Jones）所領導的「人民廟堂」（The Peoples Temple），在四十分鐘內有超過九百人集體自殺，這或許與嚮往自由、集體行為等社會現象有關，但宗教狂熱，及對聖經的錯誤瞭解和運用，必然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3.教會的缺點
一個敬奉大公的神的教會本來應該具有大公的胸襟，天主教及聖公會因此亦自稱為「公教」（Catholic），但不少基督徒的心胸卻一點都不大公，有時反而顯得相當狹窄。
在組織上，有些基督徒的排外性和小圈子傾向極為明顯。他們只稱「自己人」為兄弟姊妹或同路人，其他人則稱為「異教徒」。
在救恩問題上，不少基督徒對外教人是絕不客氣的，他們的主張所給人的印象是：神造了大批的外教人，不過是為給地獄多添柴火而已！他們的所謂神的特選，本身便包含了神對非基督徒的捨棄，或者至少暗示了，神是偏心的。他們對自身獲救的慶倖之情，不自覺地是建築在大多數人淪亡的信念上。一個基督徒對神的感恩，從積極方面來看，固然是因為他相信神厚待了他，但從消極方面來看，不也是因為他認為神薄待了其他人嗎？
在神學上，基督徒喜歡自創名詞，自建神學系統，又自己說一些只有自己才能明白和認同的理論。例如，基督徒喜歡說：人生該當有「終極關懷」，或說生該當自我「超越」等等，而自己正具備了這一切因素。反之，非基督徒，尤其無神論者，卻沒有這些東西，所以結論便是：外教人有欠缺，需要基督來補足。
基督徒很難正承認：基督比基督的教會大，神也絕不等同於神的教會。基督徒對於信仰有時不單有自戀傾向，還有自大傾向。他們忘記了：神既然是無限的，而人間的語言卻是有限的，所以我們對神的描述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貼切，因為我們都在用類比（Analogy）的語言，去描寫我們所不認識的實有。但基督徒往往喜歡繪影繪聲地說出有關神、精神界，或末來的事。例如，有些佈道家，當他們描天堂、地獄時，就好象他們已曾到過那些地方一樣。這種人正缺乏莊子那種「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自知之明。
教會全力突出神的偉大、絕對、無可取代、必須受崇奉，其實間接也是在突出自己。當教會以神的代言人自居時、她有時不過是代表自己發言而已。
我相信世上有「絕對」，但絕對並非人類所能掌握；我也相信教會或聖經的重要，但它們都是工具。總有一天，剩下來的只有神和人而已，其他都是次要的。抓著了這個重點，基督徒才不致被聖經及教會所「拖累」！
丙.中國文化缺點與基督徒信仰缺點的共通點
儒家很堅持原則，這是對的。但他們在堅持原則之餘，還要「攻乎異端」（論語•為政），這便有問題了。孟子以衛道之土自居，也同時以「距楊墨，放淫辭」（孟子•滕文公下）為己任。他罵「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他很激憤的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同上）。今天認識楊氏的人不多，但至少那些認識墨子的人，不會當墨子是「禽獸」，孟子這樣地罵墨子，無論如何是太過火了。攻擊那些害人的異端，有時也是需要的；但問題卻是難於知道什么是異端，和誰有權確定什么是異端。有權勢的人，總有一種把異己者當異端者的傾向；這種「攻異端」很易演變成「排斥異己」。排斥異己妨礙思想、學術和言論的自由，也會使一個民主社會中的重要道德基礎——容忍的風氣——蕩然無存。
基督徒的信仰也有這種毛病。基督徒不單忠於自己的信仰，還喜歡攻擊別人的信仰，他們甚至會互相攻擊。宗教戰爭便是這種互相攻擊的白熱化。
儒家與基督徒的共同缺點，就是太易於自以為是，不夠開放，不肯謙虛地向別人學習。事實上，也許兩者優點是太多，傳統太深厚，所以無法忍受自己竟然也有缺點和不足這事實。想想中國人數千年來那種「天朝上國」的威風，基督徒二千年來獨霸歐洲的氣焰，他們誰會承認自己有欠缺而需要別人補足呢？
除了上述原因外，人也有藉否定別人以肯定自己的傾向，或者甚至要藉排斥異己使自己的集團產生強大內聚力。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視為人類努力去確立自己身份（identity）的手段。
雖然教會內聚力經常與其開放態度成反比，但我深信，我們總有一天會明白，大公精神是人類最寶貴的情操之一，而此大公精神除能凝結志同道合者外，也會促使他們聯合起來，去團結一切願意合一的人。
丁. 小結
1. 提出對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的批判，對我來說無異便是一種自我批判。因為我認為自己是個熱愛中國文化的中國人，也是一個忠於基督教的傳道員。
2. 我認為自我批判是真正交談的基礎。不能自我批判，便不會繼續學習，尤其不會向對方學習。這樣的交談（或對話）不單是敷淺的，有時甚至是虛偽的。
3. 教會如果要作人類的先知或先鋒，她首先必須在徹底悔改的努力上超群出眾，而自我批判或「責己以忠」，正是悔改的第一步。
4. 懷著悔改、開放、自我批判的心去交談或對話，其結果將會是互相改變，而達至真正的成長甚至蛻變；否則，只能產生「結晶」的現象，即使越來越「加大」，也仍會是原來的老樣子。（意思是：原來是棱形或方形的，交談後最多不過是變為較大的棱形或方形而已，彼此都不會產生重要的轉變。）
5. 今日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東西之分，南北之隔。教會如要作人類合一的「表徵和工具」「（梵蒂岡大公會議論教會憲章），便需要自內更新，敢於向鄰人伸出修好之手，向真理跨出第一步。
6. 現代社會越來越多元化，習慣長久存在於單元化環境中的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如要與其他文化及信仰和平共存，便必須迅速地擺脫自我中心的束縳，以開放的心胸和欣賞的目光去接納一切。
7. 天道無窮，人力有限。一切文化與宗教，對無限天道的探求之努力，無異都是瞎子摸象。只有在互相學習、彼此印證中，我們才能略略領悟到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神、道或生命。
8. 最後，我並不認為缺點是可怕的，不知道有缺點，或不肯改正缺點才可怕。因為缺點可以產生「危險」，也可以製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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